在我小的時候，所謂的「卡通」是給小朋友看的，直到二十歲的時候出現了《AKIRA》，那是那一部以暴力、末日來震撼人心的作品。也大約是在那個時候，卡通開始被人改稱為「動畫」，動畫被視為一種藝術的表達形式，此後出現了《攻殻機動隊》、《沈默的艦隊》、《機動警察》、這些成年人才懂的議題。
過去十年來，應該再沒有人提及「卡通」這個詞了吧。
跳入正題。藝術有所謂的「好品味」「壞品味」， 好品味通常是正規的藝術品－鑲金的陶瓷、大藝術家的繪畫、雕塑之類的，會在拍賣場喊出高價的作品。 那麼，「壞品味」呢？壞品味並不是 “爛藝術” ，「壞品味」只是要站在「好品味」的對立面。例如街頭塗鴉，例如杜象拿出一個尿壺，說這是藝術品；例如喪屍電影的惡趣味、動畫《南方公園》，或者如昆汀塔倫提諾的暴力殺戮及血腥。
《企業傭兵》也是如此的「壞品味」，這個動畫裏包含了殺不完的人、槍戰、濺不完的血、隨時都可以反目成仇的人際關係。這是一部「毀三觀」的動畫片－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都因此而改變。
也許在這種環境之下，處在裏面的角色，才能體悟生存的真諦吧。
故事從岡島綠郞（阿綠， Rock）開始説起，他在一個大型日本商社工作，在某次替公司運送重要機密光碟片的途中遇到海盜襲擊，海盜要的只是那張光碟片，順帶綁架阿綠來賺人質外快。很快的，商社害怕醜聞曝光，直接宣布綠郎已死。阿綠知道他在商社裏算是「可被犧牲的螺絲釘」。即便日後他有機會重回日本，他也決定不回去了，他做了選擇，成為海盜「黑礁商會」中的一員。
隨著故事的開展，觀眾會發現在裡面的大部分角色都是「被世界遺忘，被社會拋棄」的人。 角色因為犯罪，因為貪汙，因為殺人，因為被商社拋棄，因為從軍隊除役才來到罪惡之城－羅阿那普拉，但在這些個原因之前，她們 / 他們都曾經有過一段痛苦的、印象深刻的生命經驗，是因為這些生活環境、生命歷程的磨難，才聚集在一起。這給了觀眾一些些憐憫之心。說到這裡，我不由得讚美原來作者廣江禮威所做的角色設定以及故事架構－
在泰國有一座城市「羅阿那普拉」，海盜與黑幫維持了這個城市的平衡與穩定。城市的海港有座「眼睛已毀」的佛像，那就表示佛像看不見進出港口的罪惡與汙穢。在真實的世界裡，南海的海盜問題由來已久，但這個漫畫早從 2002 年就開始連載，並以這樣的海盜故事背景，廣泛涉及了俄羅斯軍人 / 黑幫，美國的勢力範圍、義大利黑手黨、中南美毒梟、日本黑道、香港三合會….幾乎全世界的知名黑道都在這裡面登場過。在表現形式上，廣江禮威想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放在這個作品中，例如槍械知識，例如作者所看過的電影（周潤發《英雄本色》、《英雄不流淚》、昆丁塔倫提諾系列）。其實有時候注意動畫裡面，主角房間的電影海報，或是他們所喝的威士忌，都有不少的驚喜。
在這些系列作當中，我最喜歡的一則是日本鷲峰會的故事。女高中生鷲峰雪緒是鷲峰組老大的獨生女，在父親過世後，鷲峰組的下屬盡可能不讓這個喜歡讀存在主義的十八歲女生進到組織裡面，這會影響她日後的幸福。但在上層組織「和平會」的幫規當中，只有直系血親可以繼任組長，所以雪緒「選擇」進入黑幫，成為鷲峰組組長。
雪緒認為是「自己選擇了自己的路」，但阿綠認為她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我很喜歡雪緒這個角色：一個成天在圖書館念書的文藝小女生，把她所習得的知識運用在黑幫謀略上；她歷經了被綁架的痛苦，歷經要成為黑幫組長，甚至有了戰略上的高度可以對抗「俄羅斯大飯店」，而且她都還可以自己合理解釋這一切。在「俄羅斯大飯店」即將要全面滅組的時候，她要鷲峰組的大家都躲好，以後到「羅阿那普拉」重啟生活….
事與願違，故事以悲劇收場。
回到我一開始所說的，「好品味」與「壞品味」，有的時候是真的要靠「壞品味」的方式才能體悟到生命的真諦，生存的方式。《企業傭兵》直指觀眾心中的野性，想要做＂從來不敢做＂或是＂不能做＂的事情，想要去一個野蠻的地方，而最終作者想讓觀眾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悲劇收場，甚至也都是以悲劇開場的。
最後，從影視產業的角度著手，我還有兩個心得：
第一，雖然說找影視題材要先從身邊著手，但以企業傭兵的例子，作者應該是從國際新聞出發所創作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架構夠大夠廣，還具有變成國際電影的價值。
第二，日本的電視台收播時間很晚，有所謂 25:00 與 26:00 的播出時間，這使得一些尺度較大的作品仍然可以在深夜時段播出，而這也使得漫畫作品可以有一個墊腳石，進軍影視業（《進擊的巨人》也是如此）。我也希望台灣的電視頻道也可以擁有這樣的深夜尺度。
我不敢說要向各位讀者「推薦」這部作品，畢竟這裡面內容一直殺人，一直飄血，但這部動畫裡面仍然有值得觀摩之處。所以，各位讀者：請參考看看吧！
看這篇文章的人，應該是紀錄片的愛好者吧。若是如此，各位應該知道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入學考必考的名詞解釋：
「何謂＂直接電影＂？何謂＂真實電影" ？」
歡迎各位去估狗搜尋，這裡不再贅述；不過我想說的是，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市面上以「直接電影」的方式，用 "牆壁上的蒼蠅" 這種精神，去製作一部紀錄片。
2009 年，紀錄片製作夫妻檔 Steven Bognar 與 Julia Reichert 聯合攝製了一部紀錄片－《最後的卡車》，內容是紀錄位於美國厄亥俄州戴頓的GM 汽車工廠，產出最後一部汽車之後，關閉工廠的故事。這部紀錄片由 HBO 投資，並且入圍了 2010 年的奧斯卡；數年之後，中國福耀汽車玻璃在 2016 年接收了這個 GM 汽車工廠的原有廠房。於是「中國老闆，美國勞工」就成為《美國工廠》這部片當中最有意思的題材了。
以紀錄片製作的觀點，這對夫妻檔的確擁有比別人更多的優勢：他們就是住在俄亥俄州，距離這個工廠只有三十分鐘車程。當他們拍攝完上一部紀錄片《最後的卡車》，其實在工廠周遭就留下了人脈－"可用的人脈"，以及 "可信賴的人脈"。再者故事的背景就是在上一個紀錄片的同一地點，感覺就像是在觀察「這個地方接下來的故事』....
以上種種，應該都算是天時地利人和吧，我沒查過資料，但這的確是極少數中國企業到北美設廠的案例，也許是福耀玻璃為了表示開明，也許是這對夫妻檔有著參議員等級的人脈（後來證實是州政府的人），總之，他們可以在工廠內自由拍攝，而且是近距離地拍攝：
董事長下飛機，攝影者坐在董事長的座車上；
董事長與媒體的關門會議，他們在現場；
董事長與管理幹部針對工會議題的關門會議，他們也在現場；
中國管理階層與勞工在工作現場的爭議，他們也拍得到。
更不要說攝製團隊直接飛到福耀總部，拍攝福耀中國工人的操作情況、在集體意識下所接受的軍事化管理。
我猜想這整個攝製過程，應該是經過簽協議的，也就避免在拍攝到一半的時候，被福耀趕出去；再者應該是歸功於當時候的政治環境：歐巴馬是總統，來投資設廠的中國福耀也想表示開放的態度。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的是，我感受到了這個紀錄片的「客觀性」－在現今的紀錄片攝製者的氛圍當中，紀錄片是一種「以現實為基礎」的「導演作品」，紀錄片都是以導演的主觀成為故事推進的方向，這都可以靠剪接去選擇導演的觀點。最極端的例子應該是美國的麥可摩爾，他的紀錄片裡面永遠充滿著「美國政府是壞人」這樣的觀點。麥可摩爾也會直接「督麥」到參議員的面前，直接責問「參議員的兒子為什麼不當兵」－他只是想要激怒參議員生氣，好讓攝影機拍攝下來。
我看了 Netflix 另外十分鐘的《美國工廠：歐巴馬夫婦對談》，這對製作夫妻檔表現出誠意與敦厚的一面，他們不想讓任何被攝者「不舒服」，這也是令我感到詫異之處，這樣的紀錄片工作者，真的是很少見了。但是該呈現的對立，美國工人的自我，中國工人的集體意識，這些一點都沒少過。既然都是在真實情況下拍攝的，似乎也都完全沒聽見哪一方有抱怨聲音出現－
後來一查，劉道川對於影片當中，他口中的中文所翻譯的英文，有些小小的抱怨....
最後的重點來了，他們遇見了貴人－歐巴馬夫婦。我想歐巴馬夫婦所提供的是名氣、後製資金以及Netflix 行銷管道，這都是台灣紀錄片工作者最缺乏的（有哪位台灣總統卸任後去投資紀錄片，並且支持紀錄片行銷？）。後製包裝可以讓紀錄片看起來「有個樣子」，歐巴馬的名聲也使得紀錄片被「掛保證」。
最後，我覺得我在這部紀錄片當中，學習到以下幾件事情：
值得拍攝的題材，也許就在你家附近；
製作者敦厚的為人，可以拍出好作品。
除非是紀錄者與被紀錄者，在拍攝前就確定其道德觀與對事物的看法完全相左，否則 也沒有必要把被攝者當成仇人。
貴人還是很重要，但在遇見貴人之前，紀錄片工作者仍然要培養出「被貴人看見」的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