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幼稚園，我最初的記憶。

新北市永和區民族街208號，清華幼稚園，是我社會化的第一站。

時間要撥回到 1974 年，我五歲，剛從臺北市克難街搬到台北縣永和鎮。那時候的永和都還在開發中，農地不斷縮小，新社區不斷被創造出來。我家那一站的公車站名現在還是叫「中興二村」，但可能只有居住三十年以上的住戶，能夠清楚辨識哪一塊區域叫做中興二村。說真的，那是一個美好年代。

怎麼說呢？五歲的時候，家中有四口人：父母親，還有我跟兩歲的大妹。不過，當時父親一個人的收入可以繳納房貸，可以照顧一家四口的生活，可以送我上幼稚園－不提了，這是另一個議題。就這樣，我就去了幼稚園，從中班開始念起。

清華幼稚園是到目前為止，少數有獨棟校舍校園的幼稚園。每天早上，用過家裡的早餐，穿上白底滾紅邊線的圍兜兜－我還記得圍兜兜上的「清華」二字是繡上去的，圍兜兜的左側還要用別針固定一條小毛巾，然後等待公寓的電鈴響起，搭上娃娃車，駛往距離四百公尺左右的幼稚園。

幼稚園的第一項活動一定是唱遊，每班一定有一個老師帶唱遊，一個老師彈風琴。再來是畫畫，或是到戶外玩耍。因為清華幼稚園有「校園」，裡面放置有水泥的大象溜滑梯，有旋轉地球，有盪鞦韆，有翹翹板。我還記得，在那個校園當中，我玩過老鷹抓小雞，兩個老師分別擔任母雞與老鷹。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大聲唱歌；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快樂遊戲；在那個校園中，我喝到甜甜的綠豆湯與紅豆湯。

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不學英文。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三樓的小禮堂。那是小朋友表演的地方。此外，清華幼稚園有一部 16mm 放映機－這是我進了電影系以後才回想起來，清華幼稚園確實有一部，園方買了幾部迪士尼的卡通，放給小朋友看。我最記得的是「睡美人」，王子都要先對付駐守在外的噴火龍，才能救得了睡美人。

也許，這是我影像教育的開端吧。

一切都回不去了。時間轉回到2013 年，現在夫妻都上班可能才養得起一家四口，但不見得可以買房子。現在幼稚園開始教美語，現在永和人滿為患。兩個月前路過清華幼稚園，只掛了一塊「內有惡犬」的告示，應該是停止招生了；這兩天再去看，已經成了停車場，大門不見了。我相信清華幼稚園的土地是歸園方所有，現在永和寸土寸金，也許拿來開發，比較有經濟利益。

再見了，清華幼稚園。

紀錄片應該是什麼樣子？從「尋找甜秘客」談起

在臺灣，觀眾所能看到的紀錄片題材，大概有下列幾種：

a. 社會議題紀錄片－創作者關心某個社會議題而產生的紀錄片。無論是災後重建、勞工議題、原住民族議題、核能問題、SARS與禽流感、死刑議題等等。創作者長期「蹲點」或是「跟拍」，透過紀錄片，創作者反映出自己的立場；

b. 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 所放映的紀錄片。歷史、動物、世界知識....當然，臺灣也有人製作傳記類的紀錄片。

臺灣看得到的大概就是這兩類了。

以上這兩類紀錄片，觀眾其實都得不到「觀後愉悅感」，國家地理頻道與 Discovery 的紀錄片令觀眾得到的是一種「知識充滿」的感覺，還談不上「看完會開心」。而近年來，我看到會開心的紀錄片，有《青春啦啦隊》與《不老騎士》，那是因為那些高齡的老太太老先生，在鏡頭前面毫不扭捏，展現天真無邪的一面，他們認真生活的模式，鼓勵了所有觀眾。但無論如何，台灣的紀錄片製作模式，都脫離不了「跟拍」「蹲點」「社會議題」。這次看到了2013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尋找甜祕客》，我覺得對台灣所有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會是一項很重大的啟發。

首先，這個故事根本無法跟拍，無法蹲點。片中主角首次發片的時間，那年我才兩歲，這樣根本不會有任何動態畫面。歌曲流傳到南非是1991年，而主角首次受邀到南非演唱的時間點是1998 年，本片導演知道這個故事的時候，都已經是2008 年了。看到了嗎？這位紀錄片導演從不曾在事件現場出現過，導演也只是「聽說」了這個故事。如果導演決定要拍攝這個故事，那麼他面臨的風險大不大？素材夠不夠？

素材本身就是一個決定影片成功與否的要素，本片最強的素材應該就是音樂了，但是缺畫面，不過現在都可以用動畫、訪問、歷史畫面補齊。那麼需要哪些素材，怎麼處理影片結構，最後一整個事情就是「如何讓影片有強烈的說服力」。我相信本片的所有一切結構都是透過設計撰稿而得，首先說明南非的時空環境，然後兩個大粉絲出來說明主角有多紅，接著介紹他的製作人出場，他的女兒出場。就這麼樣抽絲剝繭般，總算最後是主角在家中，緩緩打開窗戶，本尊現身....

我忍不住「哇！」了一聲。主角還在！但我知道，這些都是「戲劇結構」。即便是主角在街頭緩步走路，在雪地裡走路，那都是設計過的。導演早就設計好一切的一切，導演早就去拜訪當事人好幾次。這樣的製作過程，我想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很難想像到的。

我看完這部紀錄片，從戲院出來的時候，情緒是愉悅且開心的。我不是因為關心某個社會議題而去看了紀錄片，而導演的動機也只是「我想要告訴觀眾一個很棒的傳奇故事」，如此而已。倘若各位去查閱 2013 年奧斯卡所有入圍的紀錄片，除了「尋找甜祕客」之外，其他都帶有很深的社會議題色彩。我想「看完會快樂」這件事情影響了影藝學院的會員，對這部片奪魁肯定加分不少。

順帶我想要提及紀錄片當中的「作者論」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關係。各位都知道麥可摩爾的紀錄片有很強烈的導演印記，即便他是搞社會議題，但反諷式的剪接手法變成是他最強烈的「導演印記」。2004 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片《戰爭迷霧》內容只是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國防部長做了25小時的訪問，然後剪成兩個小時，但表現手法有絕對的「作者方式」。可是台灣的紀錄片創作者都把「議題」放在作者之前；結果就變成「拍原住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或是「拍災區的紀錄片導演」「拍新移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作者標記」反而跟議題連結在一起。如果在沒有任何外界資訊之下跑去看某部臺灣紀錄片，首先可以從議題來猜猜看導演是誰，再來只好等到結束時候的字幕表，才會認識導演。所以，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否也能夠跳出自己擅長的議題，再多加強一些個人獨特的表現手法？

站在觀眾的立場，我衷心期待有更多「看了會開心」而且「有作者印記」的臺灣紀錄片；而站在「曾經是紀錄片導演」的立場，這當然也是我要努力的目標。在此把這部「尋找甜祕客」推薦給臺灣所有紀錄片工作者，各位都可以從此片當中找到紀錄片更廣的面向。

那個不安定的靈魂－讀太宰治 《離人》

「離人」，超脫人世的人。《莊子，田子方》：「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以太宰治先生的文學造詣，他一定有念過這篇中國古文。

在閱讀這本書以前，我其實不認識太宰治，但常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兩部小說《維榮之妻》與《人間失格》都變成了電影，我還是不認識他。一直要到最近，我看了「深夜食堂」，裡面的食客以司馬遼太郎與太宰治的言論做對比，討論家庭是否影響了一個人的成長，到那時，我才真的想要了解這個人。再者，電影「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當中，松子認為她的作家男友是太宰治轉世，這時我會越發想了解：太宰治在一般日本國民心目中，到底有甚麼樣的地位？

太宰治，生於 1909 年，死於1948 年，只有三十九歲生命。他的生命恰好經歷了日本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死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可能是因為他生命短暫如詹姆士狄恩，又或者是他完全不加修飾的文學作品，所以才被日本大眾所喜愛。這本「離人」其實是他在一些文學雜誌上所發表的雜文，或散文隨筆－沒有太多形容詞，也沒有贅詞，只是「有什麼就說什麼」，難怪當時的文壇大老看他不爽，他也不喜歡虛情假意的人。但換個角度而言，在他筆下，文學即是生活，文學就是他鬻字維生的工具，沒什麼好特別的。

太宰治在人世間行走，所秉持的唯有「誠實」二字。在這些文章裡面，即便是「故事」，文章的起頭也會說明「這是我朋友的故事」或是「這是最近剛發生過的事情」。我最喜歡的隨筆有兩則：《困惑之辯》以及《麻雀》，前者是太宰治公開向大眾說明，有太多人想請教他「如何成為一個作家」，他卻用這篇文章檢視自身狀況，說自己「被同僚輕視，讓父母手足擔心，甚至不被妻子、情人信任」「毫無學問」「沒有任何值得誇耀之處」，「只有一樣，那就是渺小如芥子的自尊」….

他甚麼也沒有，不夠資格向別人說教，只剩下一點點的自尊，不斷努力地寫。

另一則是《麻雀》，這篇文章讓我得以窺見日本在二戰末期，日本國內的生活模式。文中記述一個從中國戰場歸國，到熱海伊東溫泉休養的軍人，他結識了一個遊樂射擊場老闆的女兒。遊樂場提供鉛彈，可以射擊木刻麻雀。儘管他在戰場上遭遇過殘酷的戰爭，卻在誤射女孩膝蓋，血流不止時，露出驚恐的眼神。重點是在這件事情之後，這位軍人被徹底的改變了：「 我厭倦了戰爭。我不想再在別人的皮膚上造成任何一點傷口了。」「把殺戮的宿醉帶回內地（日本），稍微顯露那種跡象時，那有多麼惡質。」因此，不是每個日本人都支持戰爭，起碼文章中的慶四郎不是，太宰治也不是。因為戰爭造成盟國大轟炸，太宰治無家可歸，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之一。

我想，太宰治給我最大的感動，無論他如何自謙，或告訴大家他「甚麼也不是」，他仍然還是想誠實地告訴大家，他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他不值得讓大家追捧－

一九四八年，太宰治偕同仰慕他的書迷，一同落水自殺。他不是好父親或是好丈夫，他的二女兒津島佑子後來也成為文學家，卻在公共場合避談其父親。他另一個女兒太田治子則出書，想告訴讀者有關他父親「晚年」的生活故事。這兩位女兒都是同一年出生，母親卻不同人。太宰治的情人尚不勝枚舉。

最後，我知道太宰治受日本大眾喜愛，其原因就是來自於日本傳統社會體制的壓抑－所有人的出身，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制在社會體制下，只有太宰治放浪到自封為「無賴派」－反體制，反傳統。「我就是這個樣子！」

我在這本書裡面，看到了一般文學作品所看不到的真實，也看到了太宰治所怒罵的矯情。謝謝太宰治的指導－

以後，我會慎選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