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代，我所經歷過的半導體故事 (2)

上回提到公司的主力商品其實是家用遊戲機內部的核心關鍵IC，這次要談談後續的發展。

前篇所提到的遊戲主機其實是八位元的，但十六位元已經開始在PC 上發展，遊戲機當然也不落人後。很快的，十六位元遊戲機開始上市，公司立刻買了一部回來，拆機後發現裡面有三顆為一組的大型的 VLSI：每一顆四邊都有四十隻腳，一顆就有 160 隻腳，可見 IC 的複雜程度。

我那時候只是剛畢業、工作滿一年左右的小夥子，還搞不懂公司是如何做決策；不過很快地我就知道，「他們」決定(甚至是決心）要把這台十六位元主機給造出來。

我很記得那天的 "誓師大會"：做機殼的廠商、做電路板的廠商、搖桿廠商、周邊輸出入IC 廠商、甚至是下游的IC 製造商，他們都來了。我從他們的眼神中知道：只要這三顆IC 造得出來，那這部十六位元主機肯定沒問題。隨後就展開我先前提過的技術動作：IC 開蓋，用顯微鏡拍下局部，然後在地板上把照片拼貼起來。那時為了要在地板上 "展開IC" ，所以研發部的地板上特別鋪上地毯，研發人員就直接在地毯上趴、跪、貼，很像是在玩一個四坪大的拼圖。而在另一個研究室當中，由其他同事研究外部電路匹配，來確認每隻腳位的名稱與功能。所以在那時我們就有了上班福利：午休時候可以在實驗室玩電玩。

不過說實話，這套三顆IC 的確很不好弄，三顆IC 光是拼貼拍照就大概花了一年時間。那時候是有畫圖 layout 的軟體，可是都還沒達到可以模擬電路運作的程度。於是乎「抓臭蟲」的方式變成

a.先做出 IC

b. 放到電路板上實際運作

c. 評估是應該改 IC 還是改電路 

d. 有必要的話，回到第一步驟

從誓師大會到真的可以在電路板上面運作，大約花了一年半時間，但還是有信號不穩定、玩遊戲可能會中途停頓的問題。接踵而至的最大悲劇消息來了：原廠的板子已經改成 "兩顆IC為一組"，那麼目前躺在我們實驗室，還沒上市的IC，就被打成了 "舊版本" ，即便你搞出來可以上市，早就晚人家一代到兩代。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台十六位元遊戲機，在市面上看到 "相容機"的機率非常少的緣故。

我在這家公司只待了兩年，但很幸運，工作第一年就遇到全部員工國外旅遊：滿一年公司全額支付，為滿一年公司支付百分之四十。因此在這樣的 IC Design House 當中，「賭對產品很重要」，而且還要時時觀察市場變化。唯有高密度、高複雜度的IC 才會有單價高的情況。

這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這家公司還在，但似乎是引進新的投資人，董事長已經不是原來的創辦人了。 

九零年代，我所經歷的半導體故事（1)

 

既然大家都說台積電、半導體業是台灣的護國神山，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來分享，我所經歷過的半導體產業故事。

因為扁平足的緣故，我二十歲 (1990) 五專畢業就不用當兵，也拿了成功嶺役期來抵，之後就直接進入就業市場，我去了一家 IC 設計公司，以業界的術語稱為 " IC Design House" ，這個意思是這家公司純粹做積體電路設計，設計圖再拿去給類似聯電、台積電、華邦這樣的製造公司去生產。

在 1990 年代，我工作的這家 Design House 所設計的都被稱為「消費型IC」，舉例說明：

編碼 / 解碼器，常常就是使用在汽機車遙控器上面。那時候有 10 bits， 12 bits 版本，換句話說是有可能每隔 1024 部汽車或 4096 部汽車之後，遙控器編碼是相同的，也就是「打得開車門」的意思。

鋼琴鉛筆盒，裡面有一顆IC ，再加上一顆鈕扣電池，使得小朋友的文具盒附帶可以"彈鋼琴"；

跳舞可樂罐，可樂罐裡面有機械裝置以及一顆 IC 控制

語音卡片，打開卡片會唱生日快樂歌，或者讓絨毛玩具會說話之類的。

三段式 110V 功率控制IC，利用聲控（拍手）或觸摸來改變功率，這常常應用在檯燈（觸控）或是天花板風扇（聲控或是拍手）上面，控制大中小三段功率。

緊接著就比較容易理解我在裡面擔任的工作：應用工程師。這個職位是在業務部之內，直白來說，

「買 IC 送周邊電路圖，還送售後服務」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在公司的實驗室裡面研究電路，然後畫IC 的應用線路圖，成功以後就整個送給廠商（玩具商、檯燈廠商、吊扇廠商）。事實上是他們造型設計比較強，內部電路就交給 IC Design house 了。我那時常常因為工作需求，會去看玩具展、燈具展、禮品展。

各位還記不記得，曾經流行過原子筆上面附帶 LCD 時鐘？

我當時候還有另一項任務： IC DeCAP ，白話來說叫做「IC 開蓋」，就是取得他人優秀的 IC 產品，在IC 的塑膠封裝上面，塗抹上腐蝕性的溶劑，並且加熱，之後就會出現內部裸露的晶片。接著就是放置在顯微鏡底下拍照，想辦法拼湊出 IC 內部的線路圖－

不過，在我進入這家公司之前，其實公司有一項最賣座的產品：日商家庭遊戲機內部的關鍵IC，我怕搜尋引擎找到關鍵字，不想講得太明顯。這顆IC 還分成「合腳位」「不合腳位」兩款。想當然耳，「合腳位」的 IC 就是幾乎整台遊戲機全抄，包含電路板甚至IC、外部機殼、所有零組件等等。「不合腳位」的可稱為「相容型遊戲機」，可執行大概九成九的遊戲。

這個日商的家庭遊戲機造價低廉，而且遊戲眾多，形成了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台的盛況，因此「相容型」的台製機也賣得嚇嚇叫，其核心關鍵也是 IC。而且在那時就已經形成一個「台製遊戲機產業鏈」：有人做搖桿，有人做機殼，有人做電路板，

然後最大的關鍵是：台灣人把 IC 做了出來。 

檯面上，公司的IC 都是拿得出去商展的小玩意，殊不知最賺錢的還是「這個」。

就我的理解，當時的智慧財產權還算寬鬆，只要 IC 內部的 LAYOUT（電路布局） 不要完全一樣，就算功能一樣，也很難判定是抄襲。

這大概算是台灣半導體產業走到「進小學」階段，Design House 學習他人IC設計，使得下游的 IC 製造廠有產量可接，讓台灣IC產業「正向循環」的故事。

 

我的祖先是...浙江寧波人?！

 

今年四月四號祭祖時，我們連氏宗親長輩拿出新的證據：我們祖先來自浙江寧波，這完全震撼了長期以客家人自居的我。

據說這是一張收藏了五十年的紙，是五十年前的調查。考究一下：五十年前沒有電腦，那時候如何印刷？滾輪油印？所以看起來，這上面的字都是由線條組成的，談不上美觀。我二十五歲以前我名叫「尚文」，當時候海叔還沒結婚，所以這張紙是有可信度的。

我的老家算是桃園新屋區，我的父母親是兩隔壁村的青梅竹馬(據說是搭公車一起上學認識的喔），那個地方都是講客家話，我從小就是在說海陸客家話的環境下長大。我的母親姓葉，而葉氏一直有整理族譜的習慣，族譜大概有六法全書那麼厚。也因此外公都知道他的祖先來自「廣東省海豐縣、陸豐縣」，當開放大陸觀光探親時，外公還真的去過一回，與說著相同客家話的「海陸宗親」相談甚歡。

而我父親這邊，就不是這麼容易辨識了。在客家文化研究當中，的確是有「住進客家庄，變成客家人」這樣的文化轉變；然後我知道我們祖先是從台南上來。目前是有個「桃竹苗連氏宗親會」，會內都是說客家話，這也證明了這樣的文化轉變。

那麼，我們跟連戰家是同一個系譜嗎？完全不是。連震東的父親連橫（連戰的祖父）出身是福建漳州，台南地區的連姓應該都跟連戰家族有關。

另一個連氏大約群聚在九份、基隆、瑞芳一帶。不確定各位是否記得，作家吳念真先生的父親姓連，是因為吳念真的父親入贅，所以長子改姓吳。以上大概就是連氏在台灣分布的情況了。

我的祖先是浙江人，那麼祖先一開始到台灣的時候，他當然也是一個外省人，說著台南人不懂的浙江寧波話。在這張族譜裡面，沒有年代，也沒有我們搬到桃竹苗區的時間點。我比較好奇的是，祖先是否有在台南學閩南語？是哪一代開始學客家話，然後使得我現在認知我是客家人？

對了，我的奶奶也姓葉，我奶奶的弟弟因為八七水災之故，搬到花蓮玉里開墾。那又是另外一個客家人島內移民的故事了。

1981 莫瑞颱風下的返家記

 

小學時候的暑假，我會回桃園的外公外婆家去進行「打工假期」。我其實是外公外婆的 "長外孫"，是我自己喜歡去的。暑假在鄉下，過著非常規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會跟外公去田裡面撿番薯，若阿兵哥來幫忙割稻，我會幫忙挑竹簍到田間給阿兵哥享用點心－這不是本文的重點，我想提的是一次驚心動魄的返家記。

那應該是十二歲的暑假，是該銜接國中了吧？總之在那個暑假，我需要提前結束在外公外婆家的假期，提早回永和的家。而那時颱風警報已經發布了，也許是外公外婆也擔心颱風過境也對我的課業造成影響，所以就決定由當時候在醫院實習的舅舅帶我回台北去。

從傍晚出發，回台北的一路上風雨漸漸變大，到台北的時候已經有明顯的災情了：有些地方停電，那時候沒有手機網路，舅舅試圖打公用電話到我家問永和的狀況，也都是斷線的狀態。十二歲算是個「小大人」的狀態，會自己搭公車。舅舅跟我一起等到公車來，他目送我上公車，然後他要回他自己實習的醫院去。

公車路線還有車在跑，永和地區應該 OK 吧？其實不然。公車的起點是台北火車站，終點是中和南勢角裡面。連公車司機也想像不到，他可以把車開出來，卻開不回去了，公車只能開到「中興新村」站，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汪洋。

「公車過不去了。」司機阿伯只說了這句話。但我現在才想問，公車回不了場站，那公車跟司機阿伯要去哪裡？

好的，所有乘客在「中興新村」站下車（其實也沒幾位），我家的站牌其實只是下一站「中興二村」，走沒幾步路，開始涉水了。積水慢慢地升高到小腿，到大腿。保麗龍、洋娃娃在我旁邊漂過，我還記得積水髒臭的味道。

問題是，十二歲的我，還不會游泳阿....

水已經淹到腰了，還要不要繼續走下去阿....

雨勢已經小了，積水沒有退，我一個人站在水深及腰的馬路中央，望著漂流的臉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全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撐傘也沒有用。

我不知道我在這馬路中央站了多久，總算來了一艘消防隊救生艇。攀翻過艇緣，一身狼狽地，兩位消防隊叔叔要送我回家。在我那個年代，永和智光里因為瓦瑤溝的關係，非常容易淹水，但因為我家在公寓二樓，真正的受災戶總是別人。而這次，我是真的遇上了。

兩位叔叔划著充氣橡皮艇，兩旁是巷弄，浮出水面的是車頂，漂流物應有盡有，這區已經停電了。剩下兩位叔叔頭頂安全帽上面的燈，二樓以上住戶微弱的蠟燭光，現在想起來還有些許末世的荒涼感。

我家的公寓梯到了，公寓梯當下反倒像是一座座的碼頭。我從橡皮艇起身，抓住樓梯扶手，踏上已經淹水四五階高的樓梯，重返踏實的陸地。向兩位叔叔謝別後，橡皮艇離開了碼頭，我的視線所及又是一片漆黑，只聽得到浮動的水聲。

再往上走十五階，就到家了。突然心情非常激動，這短短的距離不到一公里，對十二歲的我而言卻有一世紀這麼長久，看不到盡頭這麼長久。我敲了敲家門，爸媽開門的那一霎那，我嚎啕大哭了起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跟家人團聚了！我不會再與家人分開了！

後來想想，這個經驗在我生命中其實是重要的。我能夠更有同情心或同理心去體會災民的感受，知道那種椎心之痛。

今天是因為鐵路局事故的關係，想起了這件事情，與大家分享。

天使飯店與小小探險家

對我來說，這裏應該是松江路的天使飯店，而不是松江路的錢櫃。

打從我出生以來，父親就在天使飯店，擔任客房服務的工作。那時的客房服務是每層樓有一人駐守，每層樓的電梯旁邊會有一個用鑽進去的小櫃枱，小櫃枱看起來乾乾淨淨，但小櫃檯後方的櫃子裏存放著毛巾、肥皂丶玻璃杯丶火柴盒丶煙灰缸丶開瓶器。這個小櫃檯就是父親聽候差遣的區域。如果有客人按了服務鈴，父親就必須把住客所需要的物品送入房間內。

父親的工作時間也很特別，早班或晚班。晚班必須過夜到隔日中午十二點。無論早班或是晚班，都必須在那個小小的櫃台裡面度過工作時間。所以晚班比較辛苦，沒有地方可以睡覺－或是，只能在櫃台裡面小小一方挪出來的空間躺平。

OKAY，小小探險家要登場了。在小學三年級之前，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出過遠門，就在小學三年級，一個夏天的星期日，父親打電話回家說，因為晚班同仁有事情，他願意代班，但是因為臨時要過夜，他沒有帶換洗衣服。就在那天，母親決定讓我試一試，要我送衣服到天使飯店。

吃過午飯以後，小小探險家出發了－短衣短褲運動鞋，口袋放了零錢，手提著換洗衣服塑膠袋，帶著興奮與緊張的心情出發了，從永和中興二村站上二一四公車，先跟司機叔叔說我要到救國團那一站，沿途不斷瀏覽風景：福和橋、台灣大學，然後由新生南路上光華橋過鐵路，再經過國際學舍（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當時候剛營運不久的六福客棧，它有紅色的屋瓦，在松江路那一排房子當中，十分顯眼。

好吧，從我家到松江路，搭公車不過四十幾分鐘，也許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現在回想起來，是當時候父母親願意放手的大事。一個小小孩經歷過這場考驗，取得獨自闖蕩江湖的資格。

小學畢業前，父親從天使飯店離職，改開計程車。之後天使飯店歇業，變成了海霸王餐廳，然後又轉手變成現在的整棟錢櫃KTV。我附上的這張照片，可以算是這部小電影的倒數第二或第三個鏡頭：

一個十歲小男孩，手上提著一個塑膠袋，站在這個位置確認：「天....使......飯.....店....」，而心裡面想的是：

「等一下就可以見到爸爸了....等一下就可以見到爸爸了....」

清華幼稚園，我最初的記憶。

新北市永和區民族街208號，清華幼稚園，是我社會化的第一站。

時間要撥回到 1974 年，我五歲，剛從臺北市克難街搬到台北縣永和鎮。那時候的永和都還在開發中，農地不斷縮小，新社區不斷被創造出來。我家那一站的公車站名現在還是叫「中興二村」，但可能只有居住三十年以上的住戶，能夠清楚辨識哪一塊區域叫做中興二村。說真的，那是一個美好年代。

怎麼說呢？五歲的時候，家中有四口人：父母親，還有我跟兩歲的大妹。不過，當時父親一個人的收入可以繳納房貸，可以照顧一家四口的生活，可以送我上幼稚園－不提了，這是另一個議題。就這樣，我就去了幼稚園，從中班開始念起。

清華幼稚園是到目前為止，少數有獨棟校舍校園的幼稚園。每天早上，用過家裡的早餐，穿上白底滾紅邊線的圍兜兜－我還記得圍兜兜上的「清華」二字是繡上去的，圍兜兜的左側還要用別針固定一條小毛巾，然後等待公寓的電鈴響起，搭上娃娃車，駛往距離四百公尺左右的幼稚園。

幼稚園的第一項活動一定是唱遊，每班一定有一個老師帶唱遊，一個老師彈風琴。再來是畫畫，或是到戶外玩耍。因為清華幼稚園有「校園」，裡面放置有水泥的大象溜滑梯，有旋轉地球，有盪鞦韆，有翹翹板。我還記得，在那個校園當中，我玩過老鷹抓小雞，兩個老師分別擔任母雞與老鷹。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大聲唱歌；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快樂遊戲；在那個校園中，我喝到甜甜的綠豆湯與紅豆湯。

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不學英文。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三樓的小禮堂。那是小朋友表演的地方。此外，清華幼稚園有一部 16mm 放映機－這是我進了電影系以後才回想起來，清華幼稚園確實有一部，園方買了幾部迪士尼的卡通，放給小朋友看。我最記得的是「睡美人」，王子都要先對付駐守在外的噴火龍，才能救得了睡美人。

也許，這是我影像教育的開端吧。

一切都回不去了。時間轉回到2013 年，現在夫妻都上班可能才養得起一家四口，但不見得可以買房子。現在幼稚園開始教美語，現在永和人滿為患。兩個月前路過清華幼稚園，只掛了一塊「內有惡犬」的告示，應該是停止招生了；這兩天再去看，已經成了停車場，大門不見了。我相信清華幼稚園的土地是歸園方所有，現在永和寸土寸金，也許拿來開發，比較有經濟利益。

再見了，清華幼稚園。

2002~2012 底片轉數位的關鍵十年

嚴格來說，這真的是一個電影史的題目。尤其是這僅僅十年的時間， 35mm 規格的終端放映在急速撤退，而戲院的數位廳又急速增加。 這十年所看到或經歷過的事情，足以算是 「底片轉向數位」的關鍵十年。

我是在 ２００１年進入電影系就讀，第一年主要學的是靜態攝影，但是在電影系走廊上，很喜歡看著我們學長姐借器材，還器材- 同學們都知道，那些器材必然是我們以後會操作的工具。我那時會在電影系走廊的垃圾桶撿廢棄底片，拿來當成寶似地夾在自己的課本裡面。上課的時候，我們開始學習一些專有名詞： BOLEX、NAGRA、ARRI、35mm、16mm…。那時外面還有純16 影展，ＤＶ已經盛行數年， 數位發展與底片的論戰才剛開始，很多同學都仍然相信：電影就是用底片拍攝的，那才叫做電影。

2002 年，我們拍攝第一次16mm 的習作，帶著 BOLEX 攝影機上陽明山，一直拍到天黑。BOLEX 真的是很可靠的攝影機，用電池來驅動馬達，沒電池一樣可以轉發條拍攝。我們還在學校的小剪接室，真的拿剪接工具「剪」「接」影片！到現在，我仍然懷念bolex 的齒輪轉動聲，仍然記得促狹的小剪接室－在那個小房間裡，我們造夢。

2003年，任職於底片公司的老師上了一學期的課程，講解底片使用特性、感光度、化學特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告訴大家他的主張：底片將會與數位並存，底片不會消失。電子設備與視訊規格不斷更新改良，唯有35mm  這樣的規格是最適合永久保存云云… 當然，在那時，所謂的「數位」影像畫質仍然敵不過底片，我們也相信老師的說法—類比的膠卷放映可以無限放大，但數位有其限制。

這一年又拍了一次 16mm，然後學習 steenbeck 平台剪接。但，在此同時，學校安排了一次參觀台北影業公司，那一次的重點是去觀摩電腦剪接電影，雖然當時候使用電腦剪接 DV 已經是稀疏平常的事情，但是要讓電腦準確地剪接「一秒鐘二十四格」，仍然是高規格的電腦才辦得到的事情。 同一時間，校園外的電影圈大事就是西門町的國賓戲院首次在台灣放映數位電影《怒海爭鋒》，那時候的解析度還是 2K，台灣數位放映的里程碑，就在2003 年十一月二十八號晚上開始。

2004 年正是台片最低潮時期，反倒是紀錄片變成台灣電影主流，那一年有《生命》《無米樂》兩部紀錄片，我當時購票到戲院觀賞《生命》，卻發現這部紀錄片在戲院上映是使用外租投影機－我真的嚇了一跳。這麼說來，它的媒材是 ＤＶＤ？ 是 BETACAM？我不清楚。但也因為這個緣故，開始有媒體討論金馬獎的報名資格－最起碼，《生命》沒有 35 mm 拷貝，又是當年票房很紅的紀錄片，在報紙上被討論了很久。

同一年，在校的我們遇到了大事：帶「劇情短片製作」這門課的謝老大要把校內那部八百年沒人使用的  arri iic 給修好，讓我們這門課可以練拍35 mm。 35mm!! 這是多麼令人夢寐以求的事情。謝老大還找來三郎學長修片門，做測試，然後我們全班浩浩蕩蕩扛著 II C 到九份拍片。「Rolling」「Speed」「Action!」因為 iic 的馬達需要幾十秒的時間，轉速才會穩定，所以才會有上述的口號。不知道後來的學弟妹，你們有享受到嗎？

此後兩年，因為畢業、工作的緣故，幾乎都沒碰影視製作這一塊。不過這兩年，可能有觀眾注意到公視的「人生劇展」從早期的 Betacam 攝影機轉成了 HDV 攝影機，畫質變好了；但我的最大視覺震撼是到 2009 年，史蒂芬索德博在2008 年所拍攝的上下兩集電影《切格瓦拉》在台灣上映，那是 Red one 數位攝影機拍攝，在台灣放映時有膠卷 / 數位放映兩種選擇。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數位攝影機所拍攝的畫面已經追上膠卷了！

2010 年，最轟動的大片來了-阿凡達，這部片成了驅動戲院改裝數位放映設備的最大動力，音響也換了，就連觀眾都學會挑剔「哪家戲院畫面最大」「哪家戲院是４Ｋ」。阿凡達使得台灣數位影廳的數量，推到一個極致。阿凡達這部片主要傳達一個信息給戲院業者：「沒有數位放映廳，就別想混了！」

今年，柯達的台灣分公司轉成代理商制度，而李安導演的「少年pi 的奇幻漂流」，從報上發布的「放映戲院」與放映時間來看，大台北地區完全沒有使用膠卷放映的「少年pi」！我尚未查證是否全台灣都是數位放映，但我想，在全台灣搜尋以膠卷放映這部電影的戲院，想必寥寥可數，或完全沒有。用數位攝影機拍攝，用數位放映機播映在這十年間的轉變成了主流，panavision, Arri 都在發展數位電影攝影機，更別提後起的 RED ONE，卡麥隆與之合作的 Panasonic，還有更多數位相機廠商也摩拳擦掌想要進入這個領域。 數位一去不回頭，儘管還有導演喜歡用底片攝影，但最終，底片攝影也許會變成某種國家保護的技藝，用這種形式存在於世界上。電影與電視之間的界線消失，唯一不同的是觀賞的地點。

對於底片的消失，唯一會感慨的，大概只有我們「巷子內」的人吧！

退稿精選：瘋傳銷

註：本篇為參加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我的九零年代」徵文活動之退稿。

那是一九九五年，政治上，我們準備第一次直選總統；經濟上，我們追求財富，並使用各式各樣賺錢的工具與手法，其中一樣，就是傳銷。

我是在一九九五年夏天，接到以前公司同事莫名的邀約，然後就莫名地參加一場產品說明會。在觀看「魚油溶解塑膠杯」「萬用清潔劑示範」「嚇人的螢光洗髮精」等展示的同時，我看著我眼前的這位同事：他大我五歲，技術學院畢業，以前在公司裡面，他是電子技術的僥僥者之一。他為什麼在這個場合裡？而我已經是在四個月之內第二次被朋友找來看產品說明。到底這家公司有何魔力？

就這樣，我願意到傳銷公司去聽第一場說明會；就這樣，我願意去公平會找資料，去證明這家公司的真偽。三個星期以後，我提了一箱試用品回家，代表我開始成為這家公司的傳銷商。我還記得那一場我第一次聽到的創業說明會，一個胖胖的，笑容可掬的，左下巴附近有顆痣的傳銷人，用南洋腔的國語講述「成功的秘訣」「賺錢倍增的秘密」等等議題；我也沒忘記當天會後被帶往南京東路附近的公寓，那兒有其他笑容可掬的「上線」在歡迎新夥伴加入。然後，我變成傳銷界的一份子，開始「列名單」，開始「不曝光邀約」，開始勤背「賺錢的秘訣」…

那真的是一個「全民動員做傳銷」的時代。除了日常清潔用品做傳銷，甚至BB CALL、鑽石、靈骨塔、健康食品、健康床、健診、大部頭書籍、旅行業，幾乎都可以做傳銷。而參加者的職業，從大老闆、公職人員，到工程師，一直到軍人，到學生，到家庭主婦，到警察，甚至是國家級研究單位的研究員，傳銷橫掃台灣每一個角落，傳銷公司附近的麥當勞門口還貼著「謝絕傳銷人員」。我從事的那家傳銷公司還曾經在林口體育館辦理傳銷商大會，旗海飛揚，口號與熱門音樂迴盪在體育館中，海外旅遊，年終分紅，汽車獎勵…一張張看板大小的支票在舞台上川流而過，歡呼的盛況不知道該比擬成政治動員大會，還是宗教佈道大會。藍綠候選人也都會順便來拜一下碼頭，因為他們都知道：這裡票最多。

那一陣子，我很忙，忙著打電話邀約，忙著培訓自己的組織，忙著參加教育訓練，從台南走馬瀨農場到湖山原野樂園，從阿姆坪到板橋文化路。所有傳銷公司都積極主辦或協辦各種公益活動，讓傳銷公司的名字出現在報紙頭版或是讓報編下一個「愛心不落人後」的標題。但是翻過來在報紙社會版，還是有許多關於傳銷壞的消息。大學生下課後不是往營運中心跑就是自個兒宿舍開起產品說明會；軍人由連長帶頭參加，簡直是在傳銷公司裡開起莒光日；警察參加傳銷，派出所等同是發貨中心。上線們早就開始計算數學公式，想辦法謀取最大利益，想要知道幾個人，共同投資多少錢，可以立刻取得中階或高階的利潤。有一陣子，我所從事的傳銷公司與一家銀行合作推行「認同信用卡」，刷卡大量進貨成了晉升的最快方式。沒多久，那家銀行宣布中止與傳銷公司的合作。

九零年代末期，隨著三光吉米鹿事件，以及電視購物通路、網路購物的興起，想購買特殊的商品，或是要小額創業，都不再是困難的事情。傳銷的熱潮慢慢散去，但從未平息。因為，台灣人可以用來做夢的工具太少，而台灣人的夢卻都太大。

貳零零八年年末，在報紙的頭版下方，那位一個胖胖的，笑容可掬的，左下巴附近有顆痣的傳銷人又出來做廣告，他開了一家新的傳銷公司，這是他所從事經營的第三家。我不知道他的夢滿足了沒？進入二十一世紀，回頭看那句慷慨激昂喊了無數次的「做某某公司一輩子」的口號，我笑了笑，闔上報紙，讓九零年代隨風在南京東路的上空散去。

五十八本《影響電影》雜誌 追憶我的青春歲月

那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解嚴已過兩年，六月四號剛發生過天安門事變，社會蠢動。《影響電影雜誌》跟隨著社會開放的腳步，像「平地一聲雷」一樣地出現在書店中。那時候的雜誌種類實在不多，這本正好讓讀者眼睛為之一亮，我也是其中之一。逛重慶南路，看《影響電影》雜誌、到國賓看電影是我當時的假日休閒活動。《影響》在當時並不便宜，一九九零年的時候，這本雜誌訂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元，所以，很多人都是站在書店看完的。

不過，影響電影雜誌也是少數內容相當扎實的雜誌，到今天為止，仍有一群人以收集全套的《影響電影雜誌》，全套的《人間雜誌》，全套的《南方》為努力藏書的目標。《影響電影雜誌》的前四分之三時期，幾乎都可以稱為電影教科書－其實那時如果有引進「雜誌書」的概念，《影響》的每一冊絕對都可以重複出版下去。

幾天前，五十八本《影響》遠從花蓮寄來，勾起了那段瘋電影的歲月。現在開箱看舊的《影響雜誌》，頗有回顧台灣二十年來電影史的意味。《影響電影雜誌》曾經做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專題報導，當時候的場記現在變成了導演；《青少年哪吒》的專題報導中介紹了導演蔡明亮、演員李康生。過去的《影響》也預言了現代，一九九六年的第二十二期介紹賈木許，文中提及一九九一年五月，法國《電影筆記》雜誌慶祝創刊四十週年，預言十年內的重要世界級導演有：賈木許、阿莫多瓦、盧貝松、柯恩兄弟。現在看來，這個預言都被證實了。`

現在看《影響》電影雜誌也看得出人事變遷。蔡康永曾經是傳播系講師，在《影響》雜誌上投過稿；易智言曾經是社務顧問，也做過主編；陳國富、黃哲斌做過《影響》的總編輯；林靖傑在《影響》擔任過文字編輯。還有廖金鳳老師，十多年前看雜誌上有這個名字，一直以為是個女生，直到在電影系見到他，才知道廖老師不但是男生，而且長得像在工業區騎腳踏車的外籍勞工...

我對電影的知識，真的啟蒙來自於《影響電影雜誌》。《影響》介紹過盧貝松、介紹過伊丹十三、介紹過賈木許、介紹過伍迪艾倫，介紹過X-Files 影集使用的「光圈 2.0 打光法」。是《影響電影雜誌》告訴我，「這個世界，你並不孤單。」

當五十八本影響電影雜誌，經由貨運行送到我家時，我嚇了一大跳。倘若這個紙箱滿載的是我的青春歲月時，它真的很重、很重。

萬分感激時光二手書店！

颱風夜憶颱風夜。

聖帕颱風號稱是台灣近年來最大的颱風，新聞媒體宣稱有十七級風的威力。那風力是有的，可是雨好像沒那麼大。不過，它卻讓我想起小時候，颱風過境後的夜晚。

不記得哪一年了。有一個強烈颱風過境，之後電力公司宣布因為要修理，便宣布分區輪流供電，一區大概要停電四小時左右。有一天，家裡得知當晚停電的時段是晚上七點到晚上十一點，當天母親就先吩咐大家，要早早回家吃飯跟洗澡。下午四點鐘左右，我們放學後趕忙回家，在母親還在廚房忙碌的當兒，我們兄妹拿著衣服在客廳等著輪流洗澡。父親也趕忙回家，好像等待一個即將到來的儀式。吃過晚飯後，手電筒、蠟燭、打火機放置在客廳桌上，媽媽小小地抱怨，今天的楊麗花歌仔戲是看不到了。

大家坐在客廳，眼睛盯著天花板上的電燈。不一會兒，整個空間一片漆黑，冰箱壓縮機低頻的運轉聲、電扇馬達的聲音，霎時間都安靜了下來。父親在第一時間點了蠟燭，一家五口用微弱的蠟燭光看著彼此，大家都笑了起來，因為很少有機會這樣注視著家人。

烏漆媽黑地，做甚麼好呢？母親早有準備。一家五口有三個人可以玩跳棋，另外兩個人可以背九九乘法表，或是三字經、或是唐詩宋詞。想當然爾，要背誦的人一定是我們三兄妹中的其中兩人。其實在燭火下，背誦唐詩宋詞或是三字經，頗有秉燭夜讀的意味。時至今日，我依然能夠背誦大段的三字經就是停電夜裡打下的基礎。

昏黃的燭光下，紅綠黃三色棋子的跳躍裡，伴隨的是背誦的讀書聲，空氣裡流動的是親情的溫暖。現在，我們一家五口分居四地，這樣的情境，恐怕再也不復見了。

花蓮輪憶往

大概是我上小學以後，在有一天的晚餐時間，家裡的電視機出現了下列的電視廣告：

「我是海上的璇宮！我是水中的蛟龍！載滿一船的歡樂，駛進金色的碼頭！歡迎搭乘－花－蓮－輪！」廣告片中的明星是侯麗芳（沒聽過不要緊！這只是證明作者的年齡）。在廣告片中，她從船艏到船尾穿梭自如，柔軟的身段加上簡單易懂的歌詞，很快地在我腦海烙下印象。

過了幾天，崔苔菁主持的《翠笛銀箏》也製作了一集花蓮輪的節目。這個節目算是台灣電視史上第一個MV節目，歌星在美麗的外景下對嘴唱歌。而就在那同時，父親突然提到，要去花蓮玉里看舅公。舅公是奶奶的弟弟，大概在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移民到花蓮。於是父親做了一個初步的旅遊規劃：坐花蓮輪去，坐飛機回台北。那是一九七零年代，北迴鐵路尚未開通，去花蓮只有蘇花公路，還有就是花蓮輪，或是坐飛機。去花蓮的感覺，就好像是出國去...

即便不要提「到花蓮」，就算是「到基隆」也沒現在這麼方便。為了趕上花蓮輪出發的時間，我們在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基隆，晚上還出去蹓韃。我不記得花蓮輪是早上幾點開航，但我記得我那天的裝扮：白底黑色直條紋西裝領上衣，下半身是同款的短褲，蠻像豬哥亮的。當天我們起得很早，一家三口都很興奮。在父親隨便向小販買早餐之後，我們到基隆港的航運大樓準備搭船。首先是汽車先開入船艙底層，對於小小年紀的我而言，真的沒有見過這樣的龐然大物，竟然還載得下汽車！接著乘客得要先進入航運大樓這棟建築物，再從三樓的船橋魚貫登船。不一會兒，船笛鳴起，花蓮輪慢慢駛離岸邊。

整個旅途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該算是從海上看龜山島，還有蘇花公路。以物理運動的相對性而言，其實我是看見了一隻巨大的烏龜從我們船的左側游過去；至於蘇花公路，就好像看到海岸山脈被橫切了一刀。船的速度不快，但是船艏破浪，激起白色浪花，我在小學裡連講了三年。

約莫下午一點鐘過後，花蓮到了，乘客是直接下到碼頭的，花蓮客運就在碼頭接駁客人。那時還有營業用的三輪車！我們上了花蓮客運，但搭船的後遺症才剛開始－回到陸地上之後，我一直覺得我還在船上晃呀晃。

一九八零年，北迴鐵路開始營運，花蓮輪便消失了。原來這種運輸工具的替代，在那時就有了。網路上找不到任何一張花蓮輪的照片，而我小時候的「海上璇宮」，只能銘記在我心中。

花蓮輪，是不是有可能再復航呢？這樣的話，我們還需要蓋一條在山中穿腸剖肚的蘇花高嗎？

克難街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

我的父母在春夏交替之際在家鄉結婚，但同一年冬天，我就在樹林出生了－我現在頭好壯壯，沒有先天性毛病，我應該不是早產兒。一歲的時候，父親覓得一份在台北市飯店的工作，於是母親抱著我，父親提著兩口大皮箱，我們搬到台北市克難街去借住伯父家。

克難街位於台北市南區，中華路尾端，古亭國中旁。根據現在台北市文化局的考證，克難街應該是台北市第一條客家街－沒錯！客家同胞都是彼此互相照顧，我們去住伯父家也是。克難街街如其名，房子都是木板拼貼而成－全部都是違章建築啦。一眼望去黑鴉鴉的一片，黑色的色塊一塊疊著一塊。在克難街，「有錢」的人家撿到木頭電線桿柱子，搭蓋了二樓－其實只是個夾層，小朋友大概爬十個階梯就可以上去，高度不會超過一米八；「沒錢」的人家就像我們，借住伯父家的一張床。

伯父伯母生下五個小孩，他們都是我的堂兄弟姐妹。他們一家七口寫功課、睡覺、起居全部在「樓上」的「地板」；而我與父母親睡在木樓梯下方的床，常常都能聽見有人睡覺翻身時，整個房子發出咿咿歪歪的聲音。有一次父親在熟睡中被水滴滴到，隔天早上才知道是小堂哥尿床。

從我睡的床就可以往外看到巷道，往右走是手壓幫浦水井，再過去一點是公共廁所。我當時年紀小，只記得我都是在澡盆中洗澡，反倒忘了大人們去哪裡洗澡了。而且路過的人都看得到我的出浴秀，卻沒人當一回事。那個年代連瓦斯都不甚普及，所有的克難街住戶都是用炭火爐子，每家人幾乎都是在門口燒起煤炭，就這樣做起了晚餐。黃昏時分的克難街，大概都可以嗅出每家人的晚餐吃什麼。

克難街的街口較大，汽車還可通過，但越往內走，巷子越小，小到摩肩擦踵才能通過。而且因為大家都是違建，有人甚至把巷道上方都加蓋！整個克難街看來像個迷宮，外人進得來卻不容易出去。偶而拆除大隊要來拆違建，克難街的居民就準備好一些木板，好讓他們回去交差。

那時因為父親在飯店工作，遠在一九七零年代，父親就從飯店帶個大的日本蘋果回克難街，羨煞整條街的人！電影《蘋果的滋味》裡面說的是真的。白天的時候，母親會帶著我四處串門子，據說我那時穿著開襠褲，「高射炮」還常常誤傷無辜。

「媽媽！這是不是『克雞街』？」這是四歲的我鬧的經典笑話，我剛認識字不久，就喜歡討大人讚美。四歲的我喜歡跟堂哥堂姐到處玩，我們最喜歡去南機場公寓的螺旋樓梯，因為那裡的房子都比克難街高，到頂樓可以看見新店溪，也能看見總統府。

過了不久，父親決定到永和買下當時的新式公寓。這個公寓有自來水，有天然瓦斯管，樓下還有機車停車位，大門是用對講機控制，浴室還有抽水馬桶以及貼了磁磚的浴缸！這是克難街住戶從來沒想到過的生活環境。一九七五年的夏天，父親跟朋友借了一部小貨車搬家，小貨車上除了剛成家時候的兩口皮箱，還多了一部有著小拉門的黑白電視。我們一家三口都坐在載貨平台上。過中正橋的時候，父親望向前方的永和，母親的捲髮隨新店溪上的風飄逸，我則一直望著柏油路上的白線條。永和越來越近，地面上的白線條越來越遠，新的生活就在前方。霎時間，我在太陽背光之間看見母親的笑容，就跟那年夏天的陽光一樣燦爛。

高鐵與我

把時間轉回一九九三年，我還是個大四的學生。那時有學校設定了一個「實習學分」，只要外出實習，得到雇主認可，就可以得到選修一個學分。

我找上當時的高鐵局。那時高鐵局辦公室在台北火車站樓上，郝柏村是當時候的行政院長，王建煊是財政部長。而高鐵也還在規劃的階段，社會各界也沒有一定的共識：到底要不要建高鐵？要怎麼建？我還記得當時候王建煊是持反對立場的，因為投資太大；而高鐵局也準備了說帖，就像現在國防部準備說帖讓全台灣老百姓知道軍購的意義。老實說，高鐵局找這群工讀生進高鐵實習，目的就是希望我們回學校後為高鐵說好話，替高鐵宣傳。那時高鐵的所有紙上計劃大部分都已完成，包括月台高度、車廂大小、座位間距.....高鐵最難說服大眾的是選定路線，還有炒地皮的疑慮。也因此，在高鐵的說帖裡，有下列幾項：高鐵徵收土地面積等同於松山機場，但運輸能量遠超過飛機航班，且耗費的能源遠低於飛機。高鐵的路線選定是希望均衡都市發展，冀望藉由高鐵創造新的都市中心....

那次高鐵沒建成。立法院預算沒過。立委們大都摩拳霍霍，希望促成台灣第一次的"BOT"。

一九九七年，高鐵決定以招標的方式進行，是台灣首度的BOT。我在那時正好認識一位工程界的先生，他正參與高鐵BOT 的設計工作。他私底下告訴我：這兩家競標的團隊，無論是誰得標，台灣工程界的人都會被動員起來！因為這個計畫太龐大了！工程界的人對於能夠參加這個計畫，好像覺得是一輩子的榮耀。最後，代表歐洲系統的台灣高鐵得標，代表日本系統的中華高鐵落敗。其實整個高鐵計畫除了促進內部需求外，也被政府拿去吸引其他國家以換取台灣的外交利益。

兩千零四年初，我開車到家附近的桃園青埔站蹓韃，只見塵土飛揚，圍了一大塊面積，好多工程機具動員。那附近全部都是土地廣告，農地變成了建地，土地翻兩番。而開車向南旅行，總會瞧見高鐵的高架橋在高速公路上方穿梭。高鐵是動起來了；但是當時候說是「政府零出資」，經過兩千年的金融風暴之後，高鐵變成了「政府投資」；當時候說是歐規的高鐵，現在大部分是日規....

現在，每當開車在台北桃園之間的高速公路上，偶爾抬頭會看見高鐵列車從我頭上經過，我總會想起那段在高鐵局打工的經驗，老工程人員那種渴望參與的表情，以及伍佰唱的歌：

《台灣製造》。

我的生命與電影

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寒冬，台北縣樹林的小巷弄裡。

一個嬰兒的哭聲劃破了冬夜：有一對新婚夫婦，他們的第一個小生命剛剛誕生。這個新家庭的男主人也因為新生命的誕生，剛感受到家庭責任之重大。因為第一胎就是男嬰，整個家族都欣喜若狂。長輩們都相信：這是個好兆頭。

那個男嬰，就是我。在我出生之後，我們一家三口搬到台北市古亭區，展開我們的新生活。

不知道您有沒有聽過克難街？位置就在現在北市南區青年公園附近。那是一大片違章建築，住滿了想在台北討生活的人。我的幼年時光就在這裡過的。我永遠不能忘記母親牽著我的小手站在克難街口，等著父親下班的景象。雖然生活很苦，可是我們很快樂。

勤奮的父親加上節省的母親，很快的，父親在永和買了第一棟房子。這令街坊鄰居嘖嘖稱奇：從來沒有人想過要搬離克難街，可是，我的父母做到了。隨後大妹、二妹相繼出生，我們的家庭成員總算拍案敲定。

大概是我五歲時吧！我跟著年輕的母親，在永和的國華戲院，看了我生平第一次的電影。我還記得片名是《江山美人》，黃梅調的電影。電影裡的正德皇帝擁著李鳳姐坐在床沿，然後漸漸躺下，出鏡...

「媽媽，他們在做什麼？」

「小孩子不要多問。」媽媽是這樣回答的。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錄影帶才剛開始起步，Beta 與 VHS正拼得火熱，我的同學邀請我到他家看卡通，或是看摔角錄影帶。我的小舅很迷李小龍，我在小學就看過兒童不宜的《死亡遊戲》，《精武門》等片。當然，在那段時期，我也看過谷名倫主演的《梅花》，林青霞主演的《八百壯士》，侯孝賢導演的《就是溜溜的她》，李行導演的《汪洋中的一條船》。

我想，那個時候，我已經愛上電影了。我會注意導演是誰，男女主角是誰。那時中央日報是台灣第一大報，魯稚子先生會在半版的影劇版上寫影評。這些都會吸引我的目光。

國中時忙著升學，卻有一位代課老師跟我們講述《砂之器》的故事。然後是五專聯招，在母親的選擇下，我就讀離家最近的某工專電子工程科。專三時認識了一位女同學，我們一同去看了亂世佳人六十年的紀念放映，很難忘記郝思嘉在車站找人，廣場上傷兵一大片的景象。就在五專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同學，改變了我對電影及錄影帶的看法。那位同學家庭稍富有，擁有完整的視聽設備。他甚至使用錄影帶定格的方式，告訴我回到未來中的特效是怎麼做的。當然，在他家看《捍衛戰士》，是最大的享受。而我藉由他的引薦之下，認識了《魔鬼終結者》、《異形》、《黑雨》。雷歷史考特、Tim Burton、法蘭西斯柯波拉...

畢業後，第一次跟同事到國賓戲院，跟著爆滿的人群，坐在第六排，仰著頭看《第六感生死戀》。從那時候開始，國賓戲院遂成了我膜拜電影的廟堂。在國賓看《與狼共舞》，聽遠方山谷裡的狼叫聲；在國賓看《侏儸紀公園》，聽恐龍在你耳邊嘶吼；在國賓看《絕命追殺令》，看高速火車直接衝向畫面；在國賓看《捍衛戰警》，看巴士高速疾駛…..

後來插班考進中原大學資訊工程系，《影響》雜誌成了我向書店報到的理由。我從影響中認識了盧貝松，認識了碧海藍天，轉換了我對電影的認知。我還從影響中認識動畫片《光明戰士》及水墨動畫《牧笛》，我們都無法否認：《影響》對於那一個年代裡愛好電影的人來說，的確影響了我們，並且轉化了對電影的看法。我後來才知道：易智言、陳國富都曾經對《影響》出過心血。

「你到底愛電影的程度有多少？」有個女孩曾經這樣問我。而我居然被她問得心虛。因為他，我開始看日本電影：蒲公英、喪禮、情書…；因為她，我開始唸電影理論。我一直是大家眼中的電影通，但是因為她，我知道：這輩子，電影是學不完的了…

三十歲那年，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竟然開始招生進修推廣部（夜間部），對我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趕忙跑去報名，當上年齡最大的電影系學生。我跟著一群年齡跟我相差十歲以上的同學們「四界走從」。我們扛器材到山上，我們在海邊打光，我們在小鎮街道上喊「ACTION!」，我們睡關公廟的香客大樓。我們很開心地完成每件實習作品，我與同學們建立了珍貴的友誼。現在畢業了，我反而覺得空虛。

電影充滿了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史的旁邊甚至可以加註一條近代台灣電影的發展演變史。我想，我這輩子離不開光與影，離不開團體工作的興味，離不開燦爛的影像，離不開共同觀影的氛圍－

我離不開電影。

綠色小組二十年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號，許信良打算闖關返台，甫成立的民進黨率領數千群眾到桃園機場接機，結果引發了群眾與軍警之間的衝突。當時官方所控制的電子媒體，附勢的平面媒體完全一面倒地報導「暴民攻擊警察」，可是卻有一捲流傳於選舉場子的影片，拍攝下當時衝突之中，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拍攝這捲影片的人，他們自稱為綠色小組。從那個時候起，綠色小組就開始扛著攝影機，到各個不同的抗議場合，群眾運動場合，拍攝迥於一般媒體所敘述的真實。這也是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上，頭一次由人民拿著攝影機而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綠色小組的成員又集合在一起。這次，他們是為了保護這批珍貴的影像，決定成立「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讓這批影像能夠產出知識，見證自一九八六年以來的台灣社會運動。我有幸在現場參與大會，也看見了綠色小組二十年的紀念日。

二十年了，當年的年輕小伙子，現在從事著不同的行業：導演、作家、社區總體營造、國會助理、記者...儘管他們的職業不同，他們的熱情與當年並無二致。他們大口抽菸，大口喝酒，大聲高論時政，但總是想起過去的美好時光，為實踐理想而衝峰陷陣。綠色小組當年所拍攝的VHS 錄影帶共有兩千隻之多，相當於一個小型的影像圖書館。目前這批帶子暫時放在台南藝術大學，首要的工作就是轉成DVCAM 以便永續保存，再來是數位化，使得社會研究者、紀錄片工作者能夠應用這批資料，可是，整個的經費，還缺六百萬.....

杯觥交錯中，過去的故事就自然地流洩出來了。左手邊的先生是過去把房子借給綠色小組當基地的人士，之後，那個地方又成為新潮流辦公室。「綠色小組不收租金，新潮流有收。」這位先生笑笑地說。旁邊那位高壯憨厚的先生，他過去所開的餐館是反對運動人士常聚集的地方，卻也看遍許多有頭有臉人士喝酒不買單，大搖大擺進出餐廳的惡行惡狀。也有人當年在街頭站在街頭第一線跟軍警對抗，卻也有「目前知名人士」當時候拍完照就落跑的故事....

故事太多了。對於他們而言，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也因此，他們感嘆於社會運動的後繼無人。當天在座的人士，最年輕的也是六十一年次，三十多歲了。二十年前，他們也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無所畏懼，不知道權威是什麼。有人說了一個故事：為了展示他的能力，他帶著女友去到工運會場，讓女友看看他向工人團體演說的實力。沒想到女友看完就要求分手，除非他離開這個圈子....

各位讀者應該猜得到故事的結果是什麼。對照到現在，現在二十幾歲的小夥子，會拋棄愛情與麵包去追求理想的，有幾人？

我是懷抱著「補修學分」的心態而去的。二十年前，我只懂得升學，懂得小情小愛。直到去上紀錄片的課，看見老師拿出「綠色小組」所拍的紀錄片，那生猛的程度不是中規中矩的媒體報導可以比擬的。到那時，我才知道，台灣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謝謝綠色小組的前輩們給我這個機會目睹盛會，我想：這是我的一小步。還有很多很多的台灣歷史，等待我去看見...

台灣近代史與我

本來，我是想在二二八當天發表的。不過，時間過了也好，這篇文章並不是想湊熱鬧。

一九八九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那是解嚴後不久，能夠有條件談論二二八的人也不多，但是侯孝賢卻能夠把這個議題拍成電影。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二二八事件。我很記得梁朝偉所飾演的聾人文清，因為不會說話而差點在火車上遭攻擊的劇情。

之後，在我念大學時，有一門「中國通史」的課，時間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或一九九二年之間。這是門通識課，老師把焦點放在近代史，並且要求大家找一個主題寫報告，然後上台發表。

我忘了從哪找來的資料，但是我記得：我報告的就是二二八。在當時，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尚未完全公開，且拿到的資料，多半是當時的在野團體所寫的。因此，我引述了資料當中的彭孟緝在高雄的所作所為，直接在講台上，下了一個結論：

「外省人殺本省人。」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台下聆聽的一個軍人家庭學弟，他驚恐卻不敢表達意見，安靜默不作聲的表情。

之後的幾年之間，當時的在野團體幾乎每年都以此攻擊國民黨，可是，另外一種聲音，卻逐漸滲入我的耳朵。

那是侯孝賢的另一部電影《好男好女》。電影中，蔣渭水的乾女兒蔣碧玉，跟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哥哥鍾浩東，還有其他的同學們，一同去了中國大陸，組織醫療隊伍，參加大陸上的抗日戰爭。那年，鍾浩東二十五歲，蔣碧玉十九歲。他們坐船從基隆出發，卻飄流到廣東上岸。他們也曾因為語言不通，且來自「日本殖民地」，曾經被當成敵人看待；後來丘念台（丘逢甲的兒子）出手相救才獲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倆夫妻回到台灣。鍾浩東因為辦「光明報」，批評時政，鍾浩東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槍決.....

在那之後，我開始唸《幌馬車之歌》，開始學會《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到鹿窟去看呂赫若曾經藏匿的山區，到馬場町祭拜高起的土堆－據說，把人犯槍決了之後，需要用土把血跡掩蓋起來。土堆現在比人還要高，不是沒有原因的。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如今分別在兩個場地，依不同的時間，分別舉行紀念儀式。一方是深綠色的獨派，一方是社會主義的統派。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你在第一時間所接觸到的歷史，極有可能影響你以後對史實的認知。

但倘若你閱讀得越多，越能感受到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轉入右傾國民黨治理之後，人民底層聲音的多樣性。例如史明自承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但是堅持台灣獨立，被大家公認為台獨教父；陳芳明寫了台灣的左翼運動，試圖建構台共與中共之間，對民族主義認知的不同；在另外一邊，陳映真、藍博洲、汪立峽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但他們卻希望中國統一。而在當前的政壇上，李登輝參加過社會主義的外圍組織，民進黨中的新潮流堅持社會主義群眾路線。檯面上的政黨幾乎全部都是右傾－也就是說，一但台灣有事，我們得要請求「美帝」、「日帝」幫忙，倒向他們的懷抱。

唸得越多，你會越發覺得台灣近代史的錯綜複雜。就像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馬英九邀請了受難家屬參加，而那些被邀請的受難者家屬，其實當年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你一定聽說過一個說法：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實是改良的社會主義。

你問我的政治立場？說真的，我沒有立場。在閱讀過這麼多的書籍之後，我只能說，我越發地理解與同情，每個黨派的政治立場，以及每個人在那個詭譎多變的時代，他們身體與心靈所受的創傷。真相的解釋雖然一年一年增加，但我可以對不同的政治立場，抱持同情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