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輪憶往

大概是我上小學以後，在有一天的晚餐時間，家裡的電視機出現了下列的電視廣告：

「我是海上的璇宮！我是水中的蛟龍！載滿一船的歡樂，駛進金色的碼頭！歡迎搭乘－花－蓮－輪！」廣告片中的明星是侯麗芳（沒聽過不要緊！這只是證明作者的年齡）。在廣告片中，她從船艏到船尾穿梭自如，柔軟的身段加上簡單易懂的歌詞，很快地在我腦海烙下印象。

過了幾天，崔苔菁主持的《翠笛銀箏》也製作了一集花蓮輪的節目。這個節目算是台灣電視史上第一個MV節目，歌星在美麗的外景下對嘴唱歌。而就在那同時，父親突然提到，要去花蓮玉里看舅公。舅公是奶奶的弟弟，大概在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移民到花蓮。於是父親做了一個初步的旅遊規劃：坐花蓮輪去，坐飛機回台北。那是一九七零年代，北迴鐵路尚未開通，去花蓮只有蘇花公路，還有就是花蓮輪，或是坐飛機。去花蓮的感覺，就好像是出國去...

即便不要提「到花蓮」，就算是「到基隆」也沒現在這麼方便。為了趕上花蓮輪出發的時間，我們在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基隆，晚上還出去蹓韃。我不記得花蓮輪是早上幾點開航，但我記得我那天的裝扮：白底黑色直條紋西裝領上衣，下半身是同款的短褲，蠻像豬哥亮的。當天我們起得很早，一家三口都很興奮。在父親隨便向小販買早餐之後，我們到基隆港的航運大樓準備搭船。首先是汽車先開入船艙底層，對於小小年紀的我而言，真的沒有見過這樣的龐然大物，竟然還載得下汽車！接著乘客得要先進入航運大樓這棟建築物，再從三樓的船橋魚貫登船。不一會兒，船笛鳴起，花蓮輪慢慢駛離岸邊。

整個旅途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該算是從海上看龜山島，還有蘇花公路。以物理運動的相對性而言，其實我是看見了一隻巨大的烏龜從我們船的左側游過去；至於蘇花公路，就好像看到海岸山脈被橫切了一刀。船的速度不快，但是船艏破浪，激起白色浪花，我在小學裡連講了三年。

約莫下午一點鐘過後，花蓮到了，乘客是直接下到碼頭的，花蓮客運就在碼頭接駁客人。那時還有營業用的三輪車！我們上了花蓮客運，但搭船的後遺症才剛開始－回到陸地上之後，我一直覺得我還在船上晃呀晃。

一九八零年，北迴鐵路開始營運，花蓮輪便消失了。原來這種運輸工具的替代，在那時就有了。網路上找不到任何一張花蓮輪的照片，而我小時候的「海上璇宮」，只能銘記在我心中。

花蓮輪，是不是有可能再復航呢？這樣的話，我們還需要蓋一條在山中穿腸剖肚的蘇花高嗎？

成田機場「釘子戶」與尾瀨朗的漫畫《家》

兩週以前，中國大陸的焦點新聞該算是「重慶釘子戶」了。在整片已經開挖地基的土地上，矗立著一間小屋，還有小屋內的男女主人。為了要保護他們自己的房子，得到合理的補償，重慶釘子戶一站就是兩年多，到今年終於和解收場。不到兩天之內，網友們發現了「更牛逼」的釘子戶：日本成田機場釘子戶。

上述兩張照片是我從 Google earth 上面抓下來的，紅色的部份與黃色的大頭針是我自己的加註，那裡原來應該是跑道，或是成為機場的土地。但是因為釘子戶的緣故，成田機場到現在還不能算完成。有關成田機場興建整件事情的簡略報導，可以請看 Wikipedia裡面的說明。

不過，本篇文章將從另外一個角度介紹此一事件，我想介紹給讀者的是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間出版的漫畫，尾瀨朗的作品《家》。 

尾瀨朗最被人熟知的漫畫作品，該算是《夏子的酒》，漫畫裡呈現出對土地與農作物的熱愛，而這部漫畫《家》雖然講的也是土地，卻極少見地描繪了成田機場建設事件中，農人對保衛自己家園，抵抗政府所做的激烈行動。

在《家》這一共七集的漫畫中，主角當然是居住在當地的農人。他們有的世居，有的則是從沖繩島移墾。機場原來是要蓋在鄰近的富里市（漫畫書中稱為富野市），但因富里市的強烈反對，演變成治安事件，於是當時的日本政府轉而將預定地轉到三里塚（漫畫書中稱為三野塚。漫畫書中的地名全改，以影射的方式呈現，但還是認得出來），這裡有個天皇御料牧場，是天皇養馬的地方，因此徵收的阻礙將大為減少，但是仍然要徵收五百畝左右的農地。在這裡，就呈現了政府與農人之間兩種不同的心態：

政府有了第一次的挫敗，這一次決不能再失敗；

農人認為富里市抗爭可以達到目的，那麼三里塚的抗爭也能同樣達成目的。

除了這兩股對立的勢力，還有國際氛圍影響了機場興建。一九五零年代，美日共同簽訂「安保條約」，條約中言明兩國互為防衛，且日本允許美國使用境內的軍事設施。當此一機場宣佈興建時，日本的左傾學生很快地挑明這座機場將用來支援越戰，以及佈署長程轟炸機與偵察機，用以制衡蘇聯。為了美國利益而必須趕走世代在這裡耕作的農人，這怎麼說得過去？

在漫畫中，我們看見了抗爭團體組織的過程，由單純的農人，加入了有想法的左傾學生。團體也會演化，一部分人成了妥協派，只要補償合理就搬遷；另一部分人則繼續抗爭下去。這部份的人什麼也不要，只要機場不要在這裡興建。而這地區的學校，連學生都分成兩派，寧靜的校園不得已捲入這件地方大事，停課不停課令校方為難。終於，抗爭團體朝激進（基進）的方向走，年輕的一輩構築工事堡壘，戴工地帽以及防催淚瓦斯的毛巾；年紀大的老人婦女則站到第一線，直接面對鎮暴部隊。他們都學會了如何與政府周旋到底，學會了爭取輿論支持，學會了書寫海報以及長期埋鍋造飯...

 很可惜，我家只有五冊，少了最後兩冊，不知道漫畫書中的結局。而在現實興建機場的歷史中，公權力是贏了，但是慘勝。在十多年的抗爭歷史中，死了十五個人；機場已經開始營運，但是還有釘子戶在成田機場的範圍內屹立不搖。

我不是日本人，無法去支持哪一方是對的，但當我從Google 地圖上看到這幾戶人家，四周圍還有田地，還有水池，且仍然在耕作的時候，眼眶頓時蓄滿了水。自機場計畫興建至今，四十年過去了，被人說成「釘子戶」的農人們還在自己的土地上維持他們不變的生活方式。

我永遠敬仰像這樣堅持信念且永不妥協的人。

一碗沒有放油蔥的擔仔麵－《練習曲》

星期二晚上，我去參加即將上映的國片《練習曲》的試映會。它像是道道地地的擔仔麵，真材實料但沒有多餘的調味料。

全片的故事極簡單，就是一個男孩騎單車環島的故事。在他環島的路途中，不停地接觸到不一樣的人，告訴觀眾一些《在台灣的故事》。「這是部公路電影嗎？」並不是。在類型電影理論所定義的公路電影中，主人翁在歷經旅途的過程中會有所成長或改變。「這是部勵志電影嗎？」也沒有。導演並沒有要我們奮發向上，效法男主角騎腳踏車環島的精神。導演想要告訴觀眾的，就是台灣美麗的風景與各地可愛的人。

整部片的表現形式，就像是一百零八分鐘的廣告片。我們先想想看：畫面是翠綠的山巒，你會想到某咖啡廣告，有個人會站在山頂展開雙臂；畫面是漁船入港，你會聯想到藥酒廣告外加一群人坐在船頭向你推銷；畫面是女孩透過黃澄澄的汽水看世界，你一定會想到特定的汽水品牌外加一個會說台語的外國人。每一個段落開始的時候都在畫面中間的位置打了字幕，更不消說全片的腳踏車意象。可是反過來說，山巒、漁船、咖啡、藥酒、腳踏車、海岸公路，這些符碼的共同交集，不就是台灣嗎？

「我真的很想在片尾打上字幕，告訴觀眾保護台灣這片土地的重要性。但那太肉麻了...」導演如是說。其實，導演在攝影風格上，就早早告訴我們台灣風景的美麗：風景極大，人物則是畫面中的裝飾品；甚至連空景都是這部片的特色。「我覺得紀錄片是一種赤裸的呈現方式，教人非要直視它不可，或是一定要觀眾扛起責任；劇情片則讓觀眾聽見一個事實或狀態，觀眾可以選擇聽完後是要把它放在心裡，或是扛起責任－扛得起的去做就可以了。」導演說明了他的想法。正因為如此，片中的男主角擔任起台灣腳踏車旅行團的團長，他帶著我們去看東海岸，看電廠、看媽祖步行進香、看黑面琵鷺以及漁塭...在導演的鏡頭下，台灣是安詳的、平和的、美麗的；我們在電影裡可以暫時忘卻河川污染、核能廢料、耗能源的工業區、還有台灣的政壇。

這部電影可稱是最純粹的「作者論」電影，導演不但身兼編劇，甚至兼了攝影。大概只有台灣的環境下，可以創造出如此的「作者論」。下次，有機會的話，也歡迎你點一碗擔仔麵不加油蔥，享受湯清麵Q不油膩的真實滋味。

 

(本文乃應電影公司邀請部落客參予試片會所寫的文章，但文章內容均為作者自由陳述，特此聲明。）

好險，我不是記者

一九八五年我國中畢業，那時正面臨學業與方向的選擇。由於從小我就自認我有少許文字的能力，我的第一志願，就設定在世新編採與報業行政兩個科。那時候的電視台只有三家，報社也只有中時、聯合、中央、自立晚報等系統。黎智英那時在賣佐丹奴，林榮三也還在投資房地產，邱復生正在搞錄影帶事業。報禁未開，黨外雜誌倒是大行其道；電視台雖然只有三台，但總有人有辦法牽纜線看到摔角與裸女。當時父母親環顧周圍的媒體環境，深深覺得記者這條路沒有發展的空間，反倒是電子業正面臨轉型期，紛紛地向資訊產業發展。於是，在父母親的安排下，我去唸了電子科。

一九八八年，政府開放報禁，就連一天出版三大張也不再有上限。我那時聽到這個消息，只有一聲「啊！」，半晌我都說不出話來。報禁開放之初，正好發生許多重大新聞事件，活絡了媒體：一九八九天安門事變，中時記者徐宗懋被槍傷，台視記者劉忠繼被軟禁在飯店裡，記者成為了我們的耳目，把封閉的黑箱子打開，告訴大家現場正在發生的事情；自立晚報為了反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報紙上登了好大的「痛心疾首」四個字。隨著TVBS 開台，建設公司買下地方報紙，然後轉型成全區型的報紙，開一個媒體變成了財團的「只要我願意，有什麼不可以？」

從那時起，因為媒體的百家爭鳴，記者雖然還是做「記者」的工作，但報導的內容上完全走了樣。新聞台報導淹水新聞，得要下去游泳；報導鬼屋新聞不過癮，還要加音效與視覺特效；報導新的醫學開刀方法，其實是某醫院間接打廣告。更別提某家新聞台的重點新聞，都是「雲林古坑有一家遊樂園...」

平面媒體還好，穩住了輿論這一塊空間，但卻經常淪入藍綠對立當中。換句話說，平面媒體批判己方政治陣營與批判對方的政治陣營，常常不成比例或有失公允。水果報紙進來台灣，開拓了第三市場空間，有一部分記者卻因此得到一個新的稱呼：「狗仔隊」－請問被稱呼到的人，你們覺淂好聽嗎？

當T台記者因獨家壓力而淪為黑道傳聲筒，我久久不能言語。我曾經嚮往過的職業早就在我心中幻滅。也許不能只怪他一人，要怪就怪整個媒體大環境的不健全。而今，網路已成為新的媒體，新聞不見得一定要由記者報導。像我現在寫部落格，多少滿足了當年的夢想。看著記者去應訊的畫面，也許這仍然是台灣記者的轉機。而對於我這個局外人來說，我只能很消極地說一句：

「好險，我不是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