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9日

我的生命與電影

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寒冬,台北縣樹林的小巷弄裡。

一個嬰兒的哭聲劃破了冬夜:有一對新婚夫婦,他們的第一個小生命剛剛誕生。這個新家庭的男主人也因為新生命的誕生,剛感受到家庭責任之重大。因為第一胎就是男嬰,整個家族都欣喜若狂。長輩們都相信:這是個好兆頭。

那個男嬰,就是我。在我出生之後,我們一家三口搬到台北市古亭區,展開我們的新生活。

不知道您有沒有聽過克難街?位置就在現在北市南區青年公園附近。那是一大片違章建築,住滿了想在台北討生活的人。我的幼年時光就在這裡過的。我永遠不能忘記母親牽著我的小手站在克難街口,等著父親下班的景象。雖然生活很苦,可是我們很快樂。

勤奮的父親加上節省的母親,很快的,父親在永和買了第一棟房子。這令街坊鄰居嘖嘖稱奇:從來沒有人想過要搬離克難街,可是,我的父母做到了。隨後大妹、二妹相繼出生,我們的家庭成員總算拍案敲定。

大概是我五歲時吧!我跟著年輕的母親,在永和的國華戲院,看了我生平第一次的電影。我還記得片名是《江山美人》,黃梅調的電影。電影裡的正德皇帝擁著李鳳姐坐在床沿,然後漸漸躺下,出鏡...

「媽媽,他們在做什麼?」

「小孩子不要多問。」媽媽是這樣回答的。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錄影帶才剛開始起步,Beta 與 VHS正拼得火熱,我的同學邀請我到他家看卡通,或是看摔角錄影帶。我的小舅很迷李小龍,我在小學就看過兒童不宜的《死亡遊戲》,《精武門》等片。當然,在那段時期,我也看過谷名倫主演的《梅花》,林青霞主演的《八百壯士》,侯孝賢導演的《就是溜溜的她》,李行導演的《汪洋中的一條船》。

我想,那個時候,我已經愛上電影了。我會注意導演是誰,男女主角是誰。那時中央日報是台灣第一大報,魯稚子先生會在半版的影劇版上寫影評。這些都會吸引我的目光。

國中時忙著升學,卻有一位代課老師跟我們講述《砂之器》的故事。然後是五專聯招,在母親的選擇下,我就讀離家最近的某工專電子工程科。專三時認識了一位女同學,我們一同去看了亂世佳人六十年的紀念放映,很難忘記郝思嘉在車站找人,廣場上傷兵一大片的景象。就在五專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同學,改變了我對電影及錄影帶的看法。那位同學家庭稍富有,擁有完整的視聽設備。他甚至使用錄影帶定格的方式,告訴我回到未來中的特效是怎麼做的。當然,在他家看《捍衛戰士》,是最大的享受。而我藉由他的引薦之下,認識了《魔鬼終結者》、《異形》、《黑雨》。雷歷史考特、Tim Burton、法蘭西斯柯波拉...

畢業後,第一次跟同事到國賓戲院,跟著爆滿的人群,坐在第六排,仰著頭看《第六感生死戀》。從那時候開始,國賓戲院遂成了我膜拜電影的廟堂。在國賓看《與狼共舞》,聽遠方山谷裡的狼叫聲;在國賓看《侏儸紀公園》,聽恐龍在你耳邊嘶吼;在國賓看《絕命追殺令》,看高速火車直接衝向畫面;在國賓看《捍衛戰警》,看巴士高速疾駛…..

後來插班考進中原大學資訊工程系,《影響》雜誌成了我向書店報到的理由。我從影響中認識了盧貝松,認識了碧海藍天,轉換了我對電影的認知。我還從影響中認識動畫片《光明戰士》及水墨動畫《牧笛》,我們都無法否認:《影響》對於那一個年代裡愛好電影的人來說,的確影響了我們,並且轉化了對電影的看法。我後來才知道:易智言、陳國富都曾經對《影響》出過心血。

「你到底愛電影的程度有多少?」有個女孩曾經這樣問我。而我居然被她問得心虛。因為他,我開始看日本電影:蒲公英、喪禮、情書…;因為她,我開始唸電影理論。我一直是大家眼中的電影通,但是因為她,我知道:這輩子,電影是學不完的了…

三十歲那年,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竟然開始招生進修推廣部(夜間部),對我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趕忙跑去報名,當上年齡最大的電影系學生。我跟著一群年齡跟我相差十歲以上的同學們「四界走從」。我們扛器材到山上,我們在海邊打光,我們在小鎮街道上喊「ACTION!」,我們睡關公廟的香客大樓。我們很開心地完成每件實習作品,我與同學們建立了珍貴的友誼。現在畢業了,我反而覺得空虛。

電影充滿了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史的旁邊甚至可以加註一條近代台灣電影的發展演變史。我想,我這輩子離不開光與影,離不開團體工作的興味,離不開燦爛的影像,離不開共同觀影的氛圍-

我離不開電影。

2006年12月27日

來自柯達的月曆

拖著近似被榨乾的身軀下班回家,妻子告訴我:家裡有個大號的郵件,是給我的:那是一件柯達娛樂影像事業部門所寄來的2007年月曆。

柯達的「娛樂影像事業部」就是從事電影底片經營的部門,他們必須支援電影拍攝或廣告片拍攝的底片需求。別以為「用電影底片拍攝」是件落伍的事情,事實上,我看到柯達這個部門的聯絡人還多了一位。電影底片的消耗量從來未曾減少過。

我是從去年開始收到柯達寄來的月曆,柯達每年會選出十二部用柯達底片拍攝的電影,當成月曆的圖案。他們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向客戶證明底片的感光特性以及解析度,順便連絡客戶感情。像是去年就選出《十面埋伏》做五月份月曆,《愛情不用尋找》做九月份月曆;《為你鍾情》則為十二月的月曆。而今年,我只認得一月份月曆是《夜宴》,其他都還不認得...

柯達公司應該是有我的聯絡方式,可是,柯達卻不知道,我從畢業至今,尚未向柯達買過電影底片-真是不好意思。不過,真的很感謝柯達寄月曆給我,對我而言,這好似一項「身分認同」的識別證,這也在每年歲末的時候提醒我:記得以後一定一定要向柯達買電影底片拍片。

柯達公司,你們還會持續寄給我月曆吧?

2006年12月18日

綠色小組二十年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號,許信良打算闖關返台,甫成立的民進黨率領數千群眾到桃園機場接機,結果引發了群眾與軍警之間的衝突。當時官方所控制的電子媒體,附勢的平面媒體完全一面倒地報導「暴民攻擊警察」,可是卻有一捲流傳於選舉場子的影片,拍攝下當時衝突之中,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拍攝這捲影片的人,他們自稱為綠色小組。從那個時候起,綠色小組就開始扛著攝影機,到各個不同的抗議場合,群眾運動場合,拍攝迥於一般媒體所敘述的真實。這也是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上,頭一次由人民拿著攝影機而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綠色小組的成員又集合在一起。這次,他們是為了保護這批珍貴的影像,決定成立「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讓這批影像能夠產出知識,見證自一九八六年以來的台灣社會運動。我有幸在現場參與大會,也看見了綠色小組二十年的紀念日。

二十年了,當年的年輕小伙子,現在從事著不同的行業:導演、作家、社區總體營造、國會助理、記者...儘管他們的職業不同,他們的熱情與當年並無二致。他們大口抽菸,大口喝酒,大聲高論時政,但總是想起過去的美好時光,為實踐理想而衝峰陷陣。綠色小組當年所拍攝的VHS 錄影帶共有兩千隻之多,相當於一個小型的影像圖書館。目前這批帶子暫時放在台南藝術大學,首要的工作就是轉成DVCAM 以便永續保存,再來是數位化,使得社會研究者、紀錄片工作者能夠應用這批資料,可是,整個的經費,還缺六百萬.....

杯觥交錯中,過去的故事就自然地流洩出來了。左手邊的先生是過去把房子借給綠色小組當基地的人士,之後,那個地方又成為新潮流辦公室。「綠色小組不收租金,新潮流有收。」這位先生笑笑地說。旁邊那位高壯憨厚的先生,他過去所開的餐館是反對運動人士常聚集的地方,卻也看遍許多有頭有臉人士喝酒不買單,大搖大擺進出餐廳的惡行惡狀。也有人當年在街頭站在街頭第一線跟軍警對抗,卻也有「目前知名人士」當時候拍完照就落跑的故事....

故事太多了。對於他們而言,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也因此,他們感嘆於社會運動的後繼無人。當天在座的人士,最年輕的也是六十一年次,三十多歲了。二十年前,他們也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無所畏懼,不知道權威是什麼。有人說了一個故事:為了展示他的能力,他帶著女友去到工運會場,讓女友看看他向工人團體演說的實力。沒想到女友看完就要求分手,除非他離開這個圈子....

各位讀者應該猜得到故事的結果是什麼。對照到現在,現在二十幾歲的小夥子,會拋棄愛情與麵包去追求理想的,有幾人?

我是懷抱著「補修學分」的心態而去的。二十年前,我只懂得升學,懂得小情小愛。直到去上紀錄片的課,看見老師拿出「綠色小組」所拍的紀錄片,那生猛的程度不是中規中矩的媒體報導可以比擬的。到那時,我才知道,台灣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謝謝綠色小組的前輩們給我這個機會目睹盛會,我想:這是我的一小步。還有很多很多的台灣歷史,等待我去看見...

2006年12月17日

心滿意足的邱大姐

我今天到邱大姐那裡寄快遞,邱大姐突然從伏案辦公,轉而抬起頭問我問題:

「Stingray,你以前是學什麼的?怎麼以前會在工程處當工程師?」

「資訊工程系。」這個答案幾乎是反射性的。

「那怎麼會對攝影有興趣?」

「也許是一開始就走錯行了吧。」我淡淡地說。

我想起一九八五年,選科系的那天。我原本想選的是新聞或是報業行政,不過父母親認為時機不宜,當時報社只有幾家:中時、聯合、自立、中央。父母親怕我日後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建議是日後可以找一個妥當的工作。所以,我去唸了電子科,我去唸了資訊工程系。一九八七年,台灣政治上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出版業與報業得到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而我一直到三十歲,我才去唸了電影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邱大姐,你的小孩呢?他們在做什麼行業?」

「我有一個老大在銀行服務。」這種答案四平八穩,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都會提這樣的標準答案。

「這個....太正常了,我想聽有沒有特別的答案?」

「嗯...我的二兒子在甜甜圈公司當督導。」

「甜甜圈公司督導?這個好!這個好!」這個答案倒是我沒聽過的。

邱大姐嘴角一揚:「我的二兒子很特別喔!小學三年級開始,回外婆家就會自己拿鍋子煮番薯湯;小學六年級就會擺出一整桌完整的晚餐了!」邱大姐接著說:「他之後去念高雄餐旅學校,從中餐轉修烘焙。畢業之後進入甜甜圈公司當基層幹部,現在已經是督導了,全台灣的分店他都得去監督耶!」

我對邱大姐微微笑,點點頭。對於八零年代,要選行業的我們而言,我們的選擇的確不多:女生選護士、會計、商學、秘書;男生則是電子機械建築。那個年代的父母親也不知道「還有什麼事物會對子女比較好」,而現在,父母親多半會依著子女的選擇。可是,選擇變多了,年輕一代的毅力與勇氣,是變多了?還是變少了?

年輕一代關懷社會的熱情,是變多了?還是變少了?

2006年12月3日

片格間轉動的時光


西元一八九五年的十二月,盧米埃兄弟在法國的一家咖啡館內放映了世界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聽說那時候有很多觀眾奪門而出,深怕被火車撞到;二零零六年的十二月,有兩部一九七八年所拍攝的影片在我中壢的的家中重現。儘管我曾經在學校看過同學們的膠捲成品,但我想,是因為這影片的歷史感,這樣的影片放映更顯得令人神往。放映機開始轉動!

我在家中的廚房架起了放映機,讓影像投射到別人家的牆上。 當然,這樣還是只有我家看得見;這兩部影片還是國家地理頻道的前身-國家地理學會,到大陸上拍攝的。我想:當時拍攝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國人認識當時中國的樣貌吧。

兩部影片《China: An Emerging Giant》《China's Changing face》它們的風格差不多,但卻可以知道當時美國人最想知道的事情有哪些。例如住新人結婚住窯洞、學校教育、農村建設等等。在學校教育部份,影片中的小學生還在學針灸,北京大學的入門處 放置了毛澤東的雕像,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原子結構-你一定可以聯想到原子彈計畫。農村是這兩部影片中都很重視的部份,農人正在曬泥磚蓋房子,也有魚鷹替漁民銜魚;更有趣的是農民所組成的軍隊-他們在農地邊持槍練習刺槍術,完畢後再把槍像「三槍牌」的註冊商標一樣架在地上,然後直接下田工作。美國人可能覺得最稀奇的是蠶絲的製作過程,這段在三十分鐘的影片中就佔了四分多鐘。從養蠶吐絲到人工抽絲剝繭,到捲上紡織機,整段意圖呈現出中國大陸當時的經濟命脈-這樣的商品當然是希望銷到美國去。


另一段影片中則介紹了都市生活:幼兒園的小朋友,新蓋的公寓群、住在裡面的中產階級。找來拍攝的娃娃面容豐腴,中產階級家庭則擺滿了一桌子的菜餚,不像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樣子;不過,大家穿的衣服都沒什麼變化,大多是毛裝(不然說中山裝好了)。市區裡最常見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汽車則是稀稀落落地經過。還有一段是介紹當時中國大陸的工業進步情形,有煉鋼廠,甚至有當時南京大橋建設到完工的影像。我在網路上查找資料,南京大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後最長的鋼構橋,從鋼材料到設計施工,全部都是中國大陸自己來。這項重大的工程當然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橋頭還豎起了政治意味濃重的銅像。


答答響的放映機停了,影片放映完畢,全場觀眾就我一人。回過神來,點亮日光燈,妻子在書桌前敲鍵盤;打開電視機,我確認現在是二零零六年,台灣正在進行北高市長選舉。在剛才放映的時間裡,我彷彿跌入了時光隧道,去了一趟七零年代末期的中國大陸,那時四人幫已被捕,鄧小平重新掌權,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 。而我這樣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卻在三十年後看見了這些影像。我一直覺得,電影片傳遞了更多的「神韻」到達閱聽人的面前,你好像會覺得攝影師是昨天才拿去沖印廠沖片、印片的。


在片格轉動之間,我在時間與空間之中旅行。


農人收割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