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9日

台灣近代史與我


本來,我是想在二二八當天發表的。不過,時間過了也好,這篇文章並不是想湊熱鬧。

一九八九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那是解嚴後不久,能夠有條件談論二二八的人也不多,但是侯孝賢卻能夠把這個議題拍成電影。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二二八事件。我很記得梁朝偉所飾演的聾人文清,因為不會說話而差點在火車上遭攻擊的劇情。

之後,在我念大學時,有一門「中國通史」的課,時間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或一九九二年之間。這是門通識課,老師把焦點放在近代史,並且要求大家找一個主題寫報告,然後上台發表。

我忘了從哪找來的資料,但是我記得:我報告的就是二二八。在當時,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尚未完全公開,且拿到的資料,多半是當時的在野團體所寫的。因此,我引述了資料當中的彭孟緝在高雄的所作所為,直接在講台上,下了一個結論:

「外省人殺本省人。」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台下聆聽的一個軍人家庭學弟,他驚恐卻不敢表達意見,安靜默不作聲的表情。

之後的幾年之間,當時的在野團體幾乎每年都以此攻擊國民黨,可是,另外一種聲音,卻逐漸滲入我的耳朵。

那是侯孝賢的另一部電影《好男好女》。電影中,蔣渭水的乾女兒蔣碧玉,跟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哥哥鍾浩東,還有其他的同學們,一同去了中國大陸,組織醫療隊伍,參加大陸上的抗日戰爭。那年,鍾浩東二十五歲,蔣碧玉十九歲。他們坐船從基隆出發,卻飄流到廣東上岸。他們也曾因為語言不通,且來自「日本殖民地」,曾經被當成敵人看待;後來丘念台(丘逢甲的兒子)出手相救才獲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倆夫妻回到台灣。鍾浩東因為辦「光明報」,批評時政,鍾浩東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槍決.....

在那之後,我開始唸《幌馬車之歌》,開始學會《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到鹿窟去看呂赫若曾經藏匿的山區,到馬場町祭拜高起的土堆-據說,把人犯槍決了之後,需要用土把血跡掩蓋起來。土堆現在比人還要高,不是沒有原因的。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如今分別在兩個場地,依不同的時間,分別舉行紀念儀式。一方是深綠色的獨派,一方是社會主義的統派。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你在第一時間所接觸到的歷史,極有可能影響你以後對史實的認知。

但倘若你閱讀得越多,越能感受到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轉入右傾國民黨治理之後,人民底層聲音的多樣性。例如史明自承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但是堅持台灣獨立,被大家公認為台獨教父;陳芳明寫了台灣的左翼運動,試圖建構台共與中共之間,對民族主義認知的不同;在另外一邊,陳映真、藍博洲、汪立峽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但他們卻希望中國統一。而在當前的政壇上,李登輝參加過社會主義的外圍組織,民進黨中的新潮流堅持社會主義群眾路線。檯面上的政黨幾乎全部都是右傾-也就是說,一但台灣有事,我們得要請求「美帝」、「日帝」幫忙,倒向他們的懷抱。

唸得越多,你會越發覺得台灣近代史的錯綜複雜。就像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馬英九邀請了受難家屬參加,而那些被邀請的受難者家屬,其實當年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你一定聽說過一個說法: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實是改良的社會主義。

你問我的政治立場?說真的,我沒有立場。在閱讀過這麼多的書籍之後,我只能說,我越發地理解與同情,每個黨派的政治立場,以及每個人在那個詭譎多變的時代,他們身體與心靈所受的創傷。真相的解釋雖然一年一年增加,但我可以對不同的政治立場,抱持同情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