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紀錄片簡史

前言－電影的誕生與台灣歷史

西元一八九五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盧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咖啡廳，第一次以公開放映並收費的方式展示電影。此後，這件事情被定為電影元年，而盧米埃兄弟也被稱為電影之父。此後十年之間，盧米埃兄弟到訓練了一批技術人員，到世界各地販賣電影攝影機、放映機、影片等，並且促成世界上其他地區國家第一次電影放映的紀錄。

同一年的稍早，西元一八九五年的四月十七日，日本與大清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與澎湖給日本。台灣自此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西元一八九七年，盧米埃兄弟的技術人員來到日本神戶、大阪等地放映電影，成為日本第一次放映電影的紀錄。

日據時代－順民教育

自一八九五年到一九零零年，台灣各地抗日事件頻傳，日人疲於奔命。在平地反抗事件停歇，都市裡的百姓稍微有些娛樂。一九零零年，來自日本大阪的商人大島豬市，以「佛國自動幻畫協會」的名義，在報紙上登廣告，販賣電影娛樂，這是台灣電影元年的開始。不過，當天的對象都是日本人，放映的片子也是盧米埃兄弟耳熟能詳的《火車進站》、《工人下班》等電影。從那時起，台灣便有了一個新的工作叫「辯士」，負責解說無聲電影內容。辯士能文能說，能加油添醋，把電影的內容講得活靈活現的，甚至超越電影中所表現的。

由於台灣被日本管理之初，母國政府花了許多錢在殖民地上，但是日本人民卻還看不到台灣有什麼好，日本議會中竟然有議員提議要把台灣「賣掉」。一九零一年，日本人高松豐次郎拍攝了「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狀況」，作為向日本議會爭取預算之用。這是台灣第一次拍攝紀錄片，具有重大的意義。高松豐次郎對日據時期的台灣電影也做了很大的貢獻，他不但建立了台灣的戲院映演制度，也跟日本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在全台各地放映宣傳片。

其實，所有的統治政權都知道電影對於「教育」百姓具有莫大的功效。同一年開始，日本人在全台各地播放新聞宣傳片：《八國聯軍》，《兒玉大將軍》、《日俄戰爭》等片，藉以宣揚殖民母國的強大。

目前，在台灣找得到的最早台灣記錄片，約當是一九二零年代拍攝，攝影者可能是日本人，內容是日本長官出巡，原住民（泰雅族）尾隨在後，姿態都比日本人低。泰雅是原住民族群中最強悍的一族，這部影片等同於宣傳了原住民的臣服。不過，1930年，都還發生賽德克族（泰雅支族）的「霧社事件」。因此，宣傳歸宣傳，宣傳背後仍然有日人脅迫、歧視原住民的事件層出不窮。

在日據時期，另外有股力量不得不提。一九二五年，台灣文化協會的理事蔡培火先生，為了慶祝母親七十一歲壽誕，辦了一場音樂會。期間收到不少禮金。在辭謝不得的情況之下，蔡培火對眾人宣佈將把禮金捐出，買了一部電影放映機、許多部國外的影片，用以開啟民眾的視野（好似Discovery Channel）。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利用這些設備成立「美台團」，以收費低廉的方式，三人一組，到鄉下放映電影。放映的電影有《丹麥之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犬馬救主》、《紅的十字架》、《北極動物之生態》。三人組當中，一人負責機器，兩人負責當辯士。當辯士者還特別藉影片來諷刺時事，也常跟現場維持秩序的日警發生言語衝突。由於大受歡迎的緣故，美台團還從一隊增加至二隊。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鄧南光先生（1907~1971），鄧先生是位靜態攝影師，客家人，在台北博愛路開設寫真照相館，家族是開拓新竹北埔而致富。他在日據時代就擁有了萊卡相機、八釐米攝影機。一九四一年，鄧南光先生拍攝了《某一天》，這部的影像被2003 年紀錄片《跳舞時代》大量引用；不過，鄧先生應該算是那時候台灣人的上流社會（他擁有一個日本名字），他拍攝的也是當時上流社會的生活情形－但那只是少數人。在《跳舞時代》裡面被大量應用，只是要證明「日據時代也有過華麗的日子」。鄧南光先生的主要成就在於靜態影像，他的生命穿越了日據時代以及國民政府時代，所拍攝的影像都是以庶民為主。一直到他逝世之後，他所拍的庶民影像才被人挖掘出來。

國民政府來台初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日方代表向何應欽將軍投降，台灣掛上了中華民國國旗。光復初期，有一位廈門大學畢業的白克，以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的名義，接收了「台灣寫真協會」的機器設備，同時也請求日本技師留下來一段時間，協助將技術留在台灣。第一任國府派任的行政長官陳儀下飛機，台灣光復的熱鬧景象，都是在白克主導之下，以日本人的技術協助拍攝的。之後，白克擔任「台灣電影攝製廠」副廠長，該廠的位置在現今植物園中。

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台灣只拍了兩部新聞記錄片，有一部還是白克主導拍攝的《今日之台灣》，內容不外乎是宣傳。而由一九零零年的台灣電影元年，算到一九七零年為止，不管是誰統治台灣，電影的最大功能仍然在於宣傳，電影的鏡頭從來沒有對準過小人物。中製廠、台製廠所製作的新聞影片一定有一句旁白是「在蔣總統的英明領導下…」，影像的內容都是大人物、國家的建設、進步的象徵…攝影機從來沒有對著小人物。

再以金馬獎紀錄片獎項作為佐證：一直到1989年為止，其實台灣對紀錄片的解釋並不是很清楚。紀錄片的題材都是閱兵大典、重大建設、台灣風景…只有三次報導個人：張大千、朱銘、吳炫三。到1989年，仍然有人拿《閱兵大典》想參加紀錄片項目，但是被金馬獎執委會打回票，該年紀錄片入圍從缺。1990年，紀錄片獎項改名為「最佳紀實報導片」，避免閱兵大典的片子再拿來參展，一九九七年又再度改為「最佳紀錄片」。

上述台灣紀錄片的狀況，其實是因為沒有人帶回新的紀錄片觀念與觀點。目前在教室為我們上課的老師們，他們才是第一代出國得到新紀錄片觀念的人。

政治解嚴前的短暫復興行動

一九六六年，美國加州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的陳耀圻帶回他的畢業作品《劉必稼》，這是第一次鏡頭對準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第一次採用當時歐美剛興起的電影美學「真實電影」。主角是一名湖南的退役老兵，他在大陸上被拉伕當兵，抗日戰爭時家人全毀，只剩下他一人來到台灣。在榮工處安排下，退役後到花蓮豐田修築水壩。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這部片也遭到「有關單位」的關切，況且找不到電視台或任何合適的地點放映，最後放映的地點，應該是多場私人放映。不過，這是一次相當難得的紀錄片內容。

 

電子媒介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進入台灣，但仍不普遍。一九八零年，黃春明、張照堂以《芬芳寶島》為主題，以16mm拍攝了一系列跟台灣有關的風土民情，攝影機終於從拍攝廟堂，轉而拍攝庶民生活。當時最令人震驚的是《王船祭典》以及《大甲媽祖回娘家》，張照堂在《王船祭典》中做了兩個版本：有旁白與無旁白。無旁白的版本甚至配了美國的電子音樂，而《大甲媽祖回娘家》則是配了台灣傳統的南北管。在當時的一片歌功頌德的紀錄片當中，它們的出現令人驚艷，這已經引起了一些小小的紀錄片火苗。

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一年之間，三家電視台陸續成立。由於新聞報導節目的關係，新聞影像開始被大量拍攝並使用。請注意：這時候仍然是以16mm 攝影機為主。

政治解嚴後的社會與影像紀錄

一九八零年代起，中視出現了一個新聞性節目《六十分鐘》，每個單元大約有二十分鐘左右，張照堂、杜可風都是這個節目的攝影師，以新聞報導的方式，用影像挖掘事件真相，帶動紀錄片的定型。之後，有三台聯播時段，張照堂、雷驤、杜可風等人合製了影像令人艷羨的《映象之旅》，引起很大的迴響。《映象之旅》的畫面內容主要在拍台灣的人、事、地、景，以片名為主題：《山之旅》、《水之旅》等，由雷驤寫稿，但是仍然由影像與音樂來帶動情緒。

一九七六年，錄放影機進入台灣。可是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爆發，我們所接收到的影像，全部都是官方觀點。一九八四年，有一群人為了突破三台媒體封鎖，組成了「綠色小組」，他們扛著VHS 或Betacam 攝影機，拍攝街頭衝突，然後到黨外的演講場合販售。這對紀錄片運動有非常大的影響：一種由人民發聲的時代來臨了！攝影機是一種輕便的，便宜的錄像器材，只要你有拇指可以按下"Start"`，你就可以拍攝你自己的觀點。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宣告解嚴，在那段時間裡，綠色小組拍攝了許信良返台、黃信介抗議國大的靜坐抗議、五二零農民運動等等。這種粗糙的，沒有美學的紀錄片，竟然在「非國民黨」的選舉場子裡廣泛流行，民眾買回家就可以用VHS 或betacam 錄放影機觀賞「真實」。

一九八五年，個人電腦出現，一九八九年，第一個非線性剪接軟體在麥金塔上面出現，再加上低廉價格的Hi-8，V8，自己在家製作影片的雛型開始顯現。個人單打獨鬥的紀錄片工作者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此後，「真實電影」一直是紀錄片的主流。而紀錄片就一直與社會運動結合，拍攝弱勢團體、勞工、外籍新娘…等議題。大家突然都以為，紀錄片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與未來…

一九九一年，吳乙峰以Betacam 拍攝了《月亮的小孩》，新的紀錄片形式與美學就此展開，而吳氏所使用的「真實電影」概念也一直影響整個台灣紀錄片的走向。一九九四年，有線電視如雨後般春筍，陸續抵達台灣。其中Discovery Channel、國家地理頻道進入台灣，也帶給台灣觀眾不同的視野。不過，對於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那只能遠觀而不可褻玩，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都拍不起那樣經費預算的紀錄片。

一九九四年，行政院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紀錄片被視為最重要的推廣項目之一。文建會希望所有社區中的住民都能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家鄉；而一九九六年，台南音像紀錄研究所成立，這件事則促成了紀錄片開始在學校有正式授課。

一九九八年公共電視成立，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紀錄片節目《紀錄觀點》，讓紀錄片的工作者有一個公開放映的園地。2004年，吳乙峰的紀錄片《生命》在戲院以DVD 形態播出，也算是台灣最賣座的紀錄片。

公共電視台從今年以來也有一個想法，想要扭轉大家對紀錄片的既定印象。於是，紀錄片會從「真實電影」的概念，轉化成紀錄片之父，1926年英國的約翰葛里遜所下的紀錄片定義：「對現實做創造性的詮釋（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這將是台灣紀錄片未來的新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