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學長啊！老學長！

大概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認識了老學長。老學長是影劇科時代畢業的，他在社會做生意，以年紀來算，是退休年齡了。而我在學校認識他，只是因為他回學校念教育學程，這樣就可以到國中或高中當表演藝術課程的老師。

不過，我知道他的企圖不止於此。他常常回到系上旁聽，認識老師或是認識同學；他最大的企圖是：他想拍片。

我對他的深入認識，是有一次去他板橋的家。他的家看起來就像單身漢住的，雜物凌亂，桌上擺的晚餐是稀飯配醬瓜及罐頭；可是牆上卻掛著他的全家福。而最明顯的的擺飾，是一座金穗獎的獎座，得獎的名目是什麼，我倒忘了；可是，卻因為這座獎座，我們聊開了。

我只記得那座獎座是第一屆金穗獎，一九七八年拿的。老學長告訴我，當年住宿時，睡上舖的某某，現在是在電視台做製作人；同寢室的某某，又是在影劇圈從事什麼什麼工作；而他－他自認他的能力不比他們差，他又拿過金穗獎，理當有一番作為才是。他回學校念教育學程，除了安排退休後的生活，也可以認識同學....

我尤其記得他的眼神，好像那把熱切的火會燒到我身上似的。

之後，有位同學想做個影像作品，要報考研究所用的。老學長知道後，「義不容辭」地加入團隊，連我也被叫進去幫忙攝影。結果，到了拍片現場，竟然都是老學長在指揮！那位同學成了「苦主」，只能踅著頭站在旁邊。老學長那種「忘我」的精神，使得最後那位同學氣到不再跟他說話。又有一次，我們學生拍片邀請老學長演一個海邊拾荒老人，老學長總是說：「我覺得這個角度不好....要不要換個角度？」還好導演夠強勢，不會被他牽著鼻子走。

可是，老學長的出現卻讓我直接想到年老後的自己：

會不會我的同學們都有所成就，而我卻一事無成？

倘若我年老時仍然一事無成，我該如何看待我自己？

最近一次看見老學長，是畢業前一個月左右（我是大六畢業的）。那時是編劇課下課，他跟著蔡國榮老師走出來，消失在電影系的走廊末端。我那時很想哭，可是，我想到的是自己。

盧大哥

認識盧大哥是我引以為榮的事。

大哥是因為我妻子的關係，我才認識的。我也一直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大哥的模樣：大大的金邊眼鏡，Q毛，黑皮膚，襯衫西裝褲，鼻毛可能明天就會跑出鼻孔。乍看之下，你一定會認為他是「地方有力人士」，還是某個廟，某個宮的管理委員會主委。其實，錯了。

大哥在大學時唸的不是中文系，卻又執意轉系到中文系。可想而知，這個大我十歲左右的大哥，在當時受到多少質疑的眼光。之後，大哥當過記者，做過《人間》雜誌編輯，隨後又轉往社會運動領域，每每在許多工運場合，他帶頭呼口號；他最有名的戰功，就是參與鹿港反杜邦運動，而當時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學教師。可想而知，學校當然對這樣的老師側目。據他的學生說，大哥有時候晚上畫抗議海報畫太晚，起不來去上課，隔天校長巡班，發現大哥教的班級沒有老師，還是學生們「講義氣」編個理由給校長，擋了過去。

大哥喜歡寫詩，甚至當新詩競賽的評審，而且跟一群愛喝酒的詩人混在一起。他最喜歡聽到別人說「什麼？！這首詩是你寫的？」，他就在旁邊抿住嘴，內心竊笑暗爽不已。因為，大家看他的外表，肯定跟地下錢莊老闆或是某某宮的住持聯想在一起。

九二一地震過後，大哥到中部地區幫助災區農民，甚至定居在當地，做社區總體營造。他過去的憤怒內化成幫助別人的熱情，就在這時，他「又」結婚了－他帶著五歲的小女兒，迎娶基隆的小姐。他寫了一首詩《山與海的交會》給他的新婚妻子：他是山，基隆的老婆是海。結婚當天，各路的英雄好漢都來了：那桌是勞工運動者，長頭髮長鬍子不修邊幅；這桌是綠色執政的立委、縣市長以及議員，西裝筆挺的；遠的那一桌是社區工作者，涼鞋短褲加T-shirt；中間那一桌是詩人與作家，格子棉衫直條長褲加帆船鞋。還有搞劇團的朋友，搞出版的，做記者的....

那場婚宴最令我感動的，是階層之廣泛。從國會殿堂到文化工作到社會運動者，全部都能坐在同一個場合中，為這對新人致賀。大家也都為大哥祝福：流浪了許多年，是該定下來的時候了。這些年來，災區已經變成新的觀光區，大哥就一邊做社區總體營造，一邊經營民宿。

我之所以現在提起盧大哥，是因為我又從報紙上看到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這篇聲明中，大哥是首批的發起人及連署人之一。想來大哥還是大哥！無論是過去或現在，大哥血液裡的批判因子從未因結婚定居消失，也從未因政黨輪替而消失。盧大哥，等你那裡的梅子熟了，我會再去找你在月光下喝酒，於晚風中聽你吟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