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代史與我

本來，我是想在二二八當天發表的。不過，時間過了也好，這篇文章並不是想湊熱鬧。

一九八九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那是解嚴後不久，能夠有條件談論二二八的人也不多，但是侯孝賢卻能夠把這個議題拍成電影。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二二八事件。我很記得梁朝偉所飾演的聾人文清，因為不會說話而差點在火車上遭攻擊的劇情。

之後，在我念大學時，有一門「中國通史」的課，時間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或一九九二年之間。這是門通識課，老師把焦點放在近代史，並且要求大家找一個主題寫報告，然後上台發表。

我忘了從哪找來的資料，但是我記得：我報告的就是二二八。在當時，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尚未完全公開，且拿到的資料，多半是當時的在野團體所寫的。因此，我引述了資料當中的彭孟緝在高雄的所作所為，直接在講台上，下了一個結論：

「外省人殺本省人。」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台下聆聽的一個軍人家庭學弟，他驚恐卻不敢表達意見，安靜默不作聲的表情。

之後的幾年之間，當時的在野團體幾乎每年都以此攻擊國民黨，可是，另外一種聲音，卻逐漸滲入我的耳朵。

那是侯孝賢的另一部電影《好男好女》。電影中，蔣渭水的乾女兒蔣碧玉，跟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哥哥鍾浩東，還有其他的同學們，一同去了中國大陸，組織醫療隊伍，參加大陸上的抗日戰爭。那年，鍾浩東二十五歲，蔣碧玉十九歲。他們坐船從基隆出發，卻飄流到廣東上岸。他們也曾因為語言不通，且來自「日本殖民地」，曾經被當成敵人看待；後來丘念台（丘逢甲的兒子）出手相救才獲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倆夫妻回到台灣。鍾浩東因為辦「光明報」，批評時政，鍾浩東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槍決.....

在那之後，我開始唸《幌馬車之歌》，開始學會《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到鹿窟去看呂赫若曾經藏匿的山區，到馬場町祭拜高起的土堆－據說，把人犯槍決了之後，需要用土把血跡掩蓋起來。土堆現在比人還要高，不是沒有原因的。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如今分別在兩個場地，依不同的時間，分別舉行紀念儀式。一方是深綠色的獨派，一方是社會主義的統派。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你在第一時間所接觸到的歷史，極有可能影響你以後對史實的認知。

但倘若你閱讀得越多，越能感受到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轉入右傾國民黨治理之後，人民底層聲音的多樣性。例如史明自承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但是堅持台灣獨立，被大家公認為台獨教父；陳芳明寫了台灣的左翼運動，試圖建構台共與中共之間，對民族主義認知的不同；在另外一邊，陳映真、藍博洲、汪立峽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但他們卻希望中國統一。而在當前的政壇上，李登輝參加過社會主義的外圍組織，民進黨中的新潮流堅持社會主義群眾路線。檯面上的政黨幾乎全部都是右傾－也就是說，一但台灣有事，我們得要請求「美帝」、「日帝」幫忙，倒向他們的懷抱。

唸得越多，你會越發覺得台灣近代史的錯綜複雜。就像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馬英九邀請了受難家屬參加，而那些被邀請的受難者家屬，其實當年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你一定聽說過一個說法：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實是改良的社會主義。

你問我的政治立場？說真的，我沒有立場。在閱讀過這麼多的書籍之後，我只能說，我越發地理解與同情，每個黨派的政治立場，以及每個人在那個詭譎多變的時代，他們身體與心靈所受的創傷。真相的解釋雖然一年一年增加，但我可以對不同的政治立場，抱持同情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