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險，我不是記者

一九八五年我國中畢業，那時正面臨學業與方向的選擇。由於從小我就自認我有少許文字的能力，我的第一志願，就設定在世新編採與報業行政兩個科。那時候的電視台只有三家，報社也只有中時、聯合、中央、自立晚報等系統。黎智英那時在賣佐丹奴，林榮三也還在投資房地產，邱復生正在搞錄影帶事業。報禁未開，黨外雜誌倒是大行其道；電視台雖然只有三台，但總有人有辦法牽纜線看到摔角與裸女。當時父母親環顧周圍的媒體環境，深深覺得記者這條路沒有發展的空間，反倒是電子業正面臨轉型期，紛紛地向資訊產業發展。於是，在父母親的安排下，我去唸了電子科。

一九八八年，政府開放報禁，就連一天出版三大張也不再有上限。我那時聽到這個消息，只有一聲「啊！」，半晌我都說不出話來。報禁開放之初，正好發生許多重大新聞事件，活絡了媒體：一九八九天安門事變，中時記者徐宗懋被槍傷，台視記者劉忠繼被軟禁在飯店裡，記者成為了我們的耳目，把封閉的黑箱子打開，告訴大家現場正在發生的事情；自立晚報為了反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報紙上登了好大的「痛心疾首」四個字。隨著TVBS 開台，建設公司買下地方報紙，然後轉型成全區型的報紙，開一個媒體變成了財團的「只要我願意，有什麼不可以？」

從那時起，因為媒體的百家爭鳴，記者雖然還是做「記者」的工作，但報導的內容上完全走了樣。新聞台報導淹水新聞，得要下去游泳；報導鬼屋新聞不過癮，還要加音效與視覺特效；報導新的醫學開刀方法，其實是某醫院間接打廣告。更別提某家新聞台的重點新聞，都是「雲林古坑有一家遊樂園...」

平面媒體還好，穩住了輿論這一塊空間，但卻經常淪入藍綠對立當中。換句話說，平面媒體批判己方政治陣營與批判對方的政治陣營，常常不成比例或有失公允。水果報紙進來台灣，開拓了第三市場空間，有一部分記者卻因此得到一個新的稱呼：「狗仔隊」－請問被稱呼到的人，你們覺淂好聽嗎？

當T台記者因獨家壓力而淪為黑道傳聲筒，我久久不能言語。我曾經嚮往過的職業早就在我心中幻滅。也許不能只怪他一人，要怪就怪整個媒體大環境的不健全。而今，網路已成為新的媒體，新聞不見得一定要由記者報導。像我現在寫部落格，多少滿足了當年的夢想。看著記者去應訊的畫面，也許這仍然是台灣記者的轉機。而對於我這個局外人來說，我只能很消極地說一句：

「好險，我不是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