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幼稚園，我最初的記憶。

新北市永和區民族街208號，清華幼稚園，是我社會化的第一站。

時間要撥回到 1974 年，我五歲，剛從臺北市克難街搬到台北縣永和鎮。那時候的永和都還在開發中，農地不斷縮小，新社區不斷被創造出來。我家那一站的公車站名現在還是叫「中興二村」，但可能只有居住三十年以上的住戶，能夠清楚辨識哪一塊區域叫做中興二村。說真的，那是一個美好年代。

怎麼說呢？五歲的時候，家中有四口人：父母親，還有我跟兩歲的大妹。不過，當時父親一個人的收入可以繳納房貸，可以照顧一家四口的生活，可以送我上幼稚園－不提了，這是另一個議題。就這樣，我就去了幼稚園，從中班開始念起。

清華幼稚園是到目前為止，少數有獨棟校舍校園的幼稚園。每天早上，用過家裡的早餐，穿上白底滾紅邊線的圍兜兜－我還記得圍兜兜上的「清華」二字是繡上去的，圍兜兜的左側還要用別針固定一條小毛巾，然後等待公寓的電鈴響起，搭上娃娃車，駛往距離四百公尺左右的幼稚園。

幼稚園的第一項活動一定是唱遊，每班一定有一個老師帶唱遊，一個老師彈風琴。再來是畫畫，或是到戶外玩耍。因為清華幼稚園有「校園」，裡面放置有水泥的大象溜滑梯，有旋轉地球，有盪鞦韆，有翹翹板。我還記得，在那個校園當中，我玩過老鷹抓小雞，兩個老師分別擔任母雞與老鷹。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大聲唱歌；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快樂遊戲；在那個校園中，我喝到甜甜的綠豆湯與紅豆湯。

在那個校園當中，我們不學英文。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三樓的小禮堂。那是小朋友表演的地方。此外，清華幼稚園有一部 16mm 放映機－這是我進了電影系以後才回想起來，清華幼稚園確實有一部，園方買了幾部迪士尼的卡通，放給小朋友看。我最記得的是「睡美人」，王子都要先對付駐守在外的噴火龍，才能救得了睡美人。

也許，這是我影像教育的開端吧。

一切都回不去了。時間轉回到2013 年，現在夫妻都上班可能才養得起一家四口，但不見得可以買房子。現在幼稚園開始教美語，現在永和人滿為患。兩個月前路過清華幼稚園，只掛了一塊「內有惡犬」的告示，應該是停止招生了；這兩天再去看，已經成了停車場，大門不見了。我相信清華幼稚園的土地是歸園方所有，現在永和寸土寸金，也許拿來開發，比較有經濟利益。

再見了，清華幼稚園。

紀錄片應該是什麼樣子？從「尋找甜秘客」談起

在臺灣，觀眾所能看到的紀錄片題材，大概有下列幾種：

a. 社會議題紀錄片－創作者關心某個社會議題而產生的紀錄片。無論是災後重建、勞工議題、原住民族議題、核能問題、SARS與禽流感、死刑議題等等。創作者長期「蹲點」或是「跟拍」，透過紀錄片，創作者反映出自己的立場；

b. 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 所放映的紀錄片。歷史、動物、世界知識....當然，臺灣也有人製作傳記類的紀錄片。

臺灣看得到的大概就是這兩類了。

以上這兩類紀錄片，觀眾其實都得不到「觀後愉悅感」，國家地理頻道與 Discovery 的紀錄片令觀眾得到的是一種「知識充滿」的感覺，還談不上「看完會開心」。而近年來，我看到會開心的紀錄片，有《青春啦啦隊》與《不老騎士》，那是因為那些高齡的老太太老先生，在鏡頭前面毫不扭捏，展現天真無邪的一面，他們認真生活的模式，鼓勵了所有觀眾。但無論如何，台灣的紀錄片製作模式，都脫離不了「跟拍」「蹲點」「社會議題」。這次看到了2013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尋找甜祕客》，我覺得對台灣所有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會是一項很重大的啟發。

首先，這個故事根本無法跟拍，無法蹲點。片中主角首次發片的時間，那年我才兩歲，這樣根本不會有任何動態畫面。歌曲流傳到南非是1991年，而主角首次受邀到南非演唱的時間點是1998 年，本片導演知道這個故事的時候，都已經是2008 年了。看到了嗎？這位紀錄片導演從不曾在事件現場出現過，導演也只是「聽說」了這個故事。如果導演決定要拍攝這個故事，那麼他面臨的風險大不大？素材夠不夠？

素材本身就是一個決定影片成功與否的要素，本片最強的素材應該就是音樂了，但是缺畫面，不過現在都可以用動畫、訪問、歷史畫面補齊。那麼需要哪些素材，怎麼處理影片結構，最後一整個事情就是「如何讓影片有強烈的說服力」。我相信本片的所有一切結構都是透過設計撰稿而得，首先說明南非的時空環境，然後兩個大粉絲出來說明主角有多紅，接著介紹他的製作人出場，他的女兒出場。就這麼樣抽絲剝繭般，總算最後是主角在家中，緩緩打開窗戶，本尊現身....

我忍不住「哇！」了一聲。主角還在！但我知道，這些都是「戲劇結構」。即便是主角在街頭緩步走路，在雪地裡走路，那都是設計過的。導演早就設計好一切的一切，導演早就去拜訪當事人好幾次。這樣的製作過程，我想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很難想像到的。

我看完這部紀錄片，從戲院出來的時候，情緒是愉悅且開心的。我不是因為關心某個社會議題而去看了紀錄片，而導演的動機也只是「我想要告訴觀眾一個很棒的傳奇故事」，如此而已。倘若各位去查閱 2013 年奧斯卡所有入圍的紀錄片，除了「尋找甜祕客」之外，其他都帶有很深的社會議題色彩。我想「看完會快樂」這件事情影響了影藝學院的會員，對這部片奪魁肯定加分不少。

順帶我想要提及紀錄片當中的「作者論」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關係。各位都知道麥可摩爾的紀錄片有很強烈的導演印記，即便他是搞社會議題，但反諷式的剪接手法變成是他最強烈的「導演印記」。2004 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片《戰爭迷霧》內容只是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國防部長做了25小時的訪問，然後剪成兩個小時，但表現手法有絕對的「作者方式」。可是台灣的紀錄片創作者都把「議題」放在作者之前；結果就變成「拍原住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或是「拍災區的紀錄片導演」「拍新移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作者標記」反而跟議題連結在一起。如果在沒有任何外界資訊之下跑去看某部臺灣紀錄片，首先可以從議題來猜猜看導演是誰，再來只好等到結束時候的字幕表，才會認識導演。所以，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否也能夠跳出自己擅長的議題，再多加強一些個人獨特的表現手法？

站在觀眾的立場，我衷心期待有更多「看了會開心」而且「有作者印記」的臺灣紀錄片；而站在「曾經是紀錄片導演」的立場，這當然也是我要努力的目標。在此把這部「尋找甜祕客」推薦給臺灣所有紀錄片工作者，各位都可以從此片當中找到紀錄片更廣的面向。